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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这些“假设”的原因在于，他们与判断按照边际产品确定支付额的规范性内涵有关。假设由于不了解其他家具厂的机会，使一群工厂中的劳工未能到另一群工资支付较高的工厂中去谋职，那么，同样类型的劳工，虽然都获得了他们的边际产品的价值，但一群工厂中的劳工却获得高于另一群工厂劳工的工资率。显然，若排除这种对机会的不了解，将会增加总产量。从支付额较低的工作移转到支付额较高工作的劳工，其新的就业所增加的产量要大于他放弃过去的工作而造成的产品减少的数量。
如此例所示，按照边际产品确定支付额的功能在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对劳工支付其边际产量，会鼓励工人去寻求能使其边际产量最高的就业，假设在那两组家俱工厂中的工资率是相同的，尽管其边际产品不同，工人也没有兴趣转移到其边际产品较高的工厂去。同样，按照边际产品确定支付额也鼓励了资源的买者去购买最适于其目的的资源。举例来说，假设有两类劳工，A和B。如果在活动1中，A和B是完全可以互相替代的，而在活动2中，B比A的生产率要高。如果支付额是按照边际产量而确定的，由于B在活动2中有较高的生产率，他将获得高于A的工资率（如果B的数量是有限的，足以使得在均衡时全部可以在活动2中得到雇用）。活动1中的雇主会乐于雇用A而不是B，因为，为了雇用B，他们将必须按照活动2中的边际产量进行支付。另一方面，假设A和B的工资被武断地确定为相同，那就意味着它们不能与边际生产力相符合。这样，活动2中的雇主仍有兴趣留用B而不是A，但活动1中的雇主则没有任何动机仍然雇用A而不雇用B。当然，所有这些例子中，“内在动机”本身却依赖于依据雇主的边际产量来确定对他的支付额，因为他的生产力恰恰在于选择最适用于其目的的资源，而如果他的报酬不依赖于他完成这项工作的好坏，他又到哪儿寻找动机去把它干好呢？
更广泛地讲，依据边际产量进行支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手段，它可以使市场购买中的最终产品替代率等于生产中技术上可能的最终产品替代率。这一点通过消除所有的中介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假设在其他资源数量一定时，一小时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一蒲式耳玉米或一蒲式耳小麦。那么，技术替代率就是1对1。除非玉米和小麦以相同的价格出售，否则表面替代率就不是1比1，而实际上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其他替代方案也就是被误用了的。至此为止，这仅仅是要求收益率与边际产量成比例。但是，除非收益率等于边际产量，否则，市场货物与非市场货物之间的替代率将被扭曲。假设在上例中，每小时劳动的价格是半蒲式耳小麦，看起来，这个劳动者以通过牺牲掉半蒲式耳小麦，而获得一小时的闲暇，然而实际上整个社会却整整牺牲了一蒲式耳的小麦。
关于这些规范性问题的全面分析将会引出更广泛深刻得多的讨论，尤其是不能确定应属于谁的利益和无人负担的成本所引起的问题（“毗邻效应”，私人和社会产量之间的偏离。）但也许关于无知、非流动性、竞争程度等问题在分析根据边际产量确定支付额的规范性含义中为什么如此重要，已做了足够的说明。另外，关于确保资源适当配置的功能是通过调整单位资源的收益率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调整可识别的个体的总收入来实现的，这个总收入不仅依赖于这种单位收益率，而且依赖于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数量，或许也说得够多的了。
分配的道德观
众说纷坛的规范问题并不是边际生产力在取得资源配置效益中所要完成的任务，倒毋宁问它是否还导致了分配上的公正，边际生产力理论被看作是对现存收入分配的公正性的一种辩护。假定存在一个竞争条件近似合理的情况，那么，人们争辩说，边际生产力理论表明，每个人获得了他所生产的东西。显然，一个人应该获得他所生产的东西。因此，人们就说，现在的收入分配是合理的。
对于这一论点可提出的一个反驳意见是，私人产量——个人依此获得一定的支付额——与社会产量可能是有偏差的。举例说，盗贼所使用撬杠的生产者也获得他们的边际（私人）产品。但是，这一反驳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它所抨击的实际上是这一辩论中的一个小前提，因为它只争辩说，在某些情况下产量的市场测度不是适当的测度方法，它并没有否认，如果产量是被恰当地测度了，个人应该获得他们的产品。
这种论点所赖以成立的基本假定是下列伦理命题，即一个人应该得到用他所拥有的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且不论这一命题的可接受性如何，应当承认，这一命题是被广泛地且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对于一个社会的安定来说，有一套信条被看作是理所当然、而毫无疑问的能被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地接受，是十分重要的。就我个人的判断而言，这一命题就是或已经是我们社会上的这类信条之一，而事实上它也的确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接受了市场体制和与之相关的报酬方式的部分原因。依据边际产量进行支付的功能也许“实际”是为了获得资源配置的效益。然而，报酬的支付被发挥这一功能只是由于人们广泛地、或许也是错误地认为它导致了分配上的公正。
说明这一道德命题根植于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中有多深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我们制度的大部分极端反对者对这一点也是默认的。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他的劳动剥削理论。ｗωｗ奇書网他说，劳动力被剥削了，因为劳动生产了全部产品，但却只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即便承认劳动生产了全部产品这一点有一定意义，为什么这样的结果是“坏的”或者是剥削的表现呢？说它是“坏的”，仅仅是因为劳动“应该”获得它的全部产品——而这正是上面所说的基本道德命题。如果罗斯金的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被接受（又一次撇开了由于对能力和需要这两个词进行定义而引出的所有问题），那么马克思的全部论据都将不存在了。这样，为了证实存在着“剥削”，人们将不是必须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劳动的所得少于它的产出，而是必须表明劳动的所得少于它的“需要”。
当然，即使人们接受了这个基本的道德命题，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在逻辑上也是荒谬的。显然，部分本期的产品是可以归因于非人力资本的。马克思的回答是，非人力资本是过去劳动的产品——可以说是“物代”劳动。但是，如果事情确实如此（这并不表明我暗示它如此）、马克思的口号就应该重新措词为，“现在和过去的劳动生产了全部产品，但现在的劳动只获得了全部产品的一部分”。这是多不过意味着，被剥削的并不是现在的劳动，而是“过去的劳动”，而且不得不引入一种新的道德命题以便去争辩说，现在的劳动应该获得由现在和过去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
当然，在此提及这个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目的不是要对它进行全面的分析，而只不过是要说明，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本身也建立在接受资本主义道德的基础上。
如果进一步详细研究这一命题，即一个人应该得到用他所有的资源（包括他的劳动和非人力资本）生产出的东西。我相信，对它既不能完全接受，也不能完全拒绝。当两个个人处在相似的环境中，并且具有平等的机会时，这一命题是完全合理的，因为，通过市场完成的支付只涉及了资源的部分使用，并且，依据市场化产量进行的支付要求与总收益相等。但对两个具有不平等机会的个人来说，这一原则看起来就不那么合理了。一个人生来就失明，另一个人却有视力，如果前者由于生产率低而比后者所得要少，这是否“公正”呢？困难在于，难以找到其他适用的原则。最根本的“不公正”是初始时的资源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