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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网络奇迹般地由个人通信摇身一变而成为全球性的通信与计算机媒介之时，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正扩张得十分迅速，销售额较之前增长了两倍，达到38亿美元，员工也由1990年的5600人增至1993年的1。44万人。这主要归功于Windows操作系统软件的研发成功。
到了1993年，技术方面的“先知”发现了全球信息网（简称或Web），它可以让你在网络上轻松的显示图表和照片。更为重要的是，你只需用鼠标在某个地方轻轻一点，全球信息网就可以让你在网络窗口间跳来跳去。然而，在当时的微软公司和比尔·盖茨看来，全球信息网不过是个普通的新鲜玩艺儿罢了。
比尔·盖茨说：“我是不去说‘现在已清晰可见全球信息网将在今后几年里迅速发展’之类的话的。如果当时你们问我大多数电视广告是否会在广告内容中加入全球信息网网址，我会放声大笑。”而且比尔·盖茨和他的高层主管们还有更紧迫的事要去考虑：当时美国政府正在对微软公司进行反竞争行为的调查；微软还有个秘密小组正在创建一个服务项目来和美国在线一较高低；尤为重要的是，微软的众多工程师们正忙于研究即将上市的Windows95。
因此微软公司对全球信息网的一系列公开活动，一直不动声色。直至1995年秋，全球信息网的迅猛发展，开始让微软公司心生警惕：它已对微软公司造成了威胁，已有约2000万人不用微软公司的软件而沉迷于网络。更糟的是，在太阳微系统公司所开发的一种新程序语言的推动下，全球信息网作为一种新式的“平台”正在崛起。这对Windows在个人计算机上的霸权地位，以及整个个人计算机时代都构成了威胁。
比尔·盖茨终于坐不住了。1995年12月，他举行了一次大型活动，表明微软公司打算全面参与并赢得这场网络时代的软件大战。微软公司将生产网络浏览器、网络服务器，并对微软公司现有的程序进行网络化。从那时起，微软公司总部的每个部门都进入了网际网络的时代。在这个有着35座建筑物的信息王国里，每个角落都进行着网络项目的开发工作。
1996年2月份成立的网络产品开发部门中，员工人数增加到了2500人，这一数字比网景公司以及紧随其后的五大网络新贵的员工人数总和还要多。比尔·盖茨说：“目前，网络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它将带动一切，我们希望我们的软件个个都是市场的主产品。”
为什么比尔·盖茨这么快就醒悟了？就是因为比尔·盖茨有一个开放式的头脑。很多市场的领导型企业，都是由于其高层主管未能洞察整个行业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而倒闭。而比尔·盖茨对市场情况掌握得十分透彻：到1996年的6月，网络更为盛行，而网景公司成了全球信息网的新统治者，他们推出的scape网络浏览器至少占浏览器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二。
如果当时比尔·盖茨固执己见，那么可能真的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微软公司可能会因网络的挑战而经营不善。但是比尔·盖茨没有给其他对手打败他的机会，他根据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及时调整了自己的领导思维。在数字化时代，没有什么比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更重要，而这需要拥有一个开放式的头脑。任何墨守成规或固执己见的人都无法成为一个永续经营自己事业的成功者。
好观念基本功
当我们小有成就时，最忌讳自以为是、死守过去经验的工作态度。世界是充满变化的，若不能跟着潮流脉博而调整自己的步伐，势必会被时代所遗弃。只有拥有开放式的头脑，如海绵般不停吸取新知识，才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17把握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第18节：把握施展自己的机会
在成功面前延伸展开的，是各式各样的路。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走，而是有很多条路，有很多选择，有很多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在哈佛大学那样竞争激烈的环境里，无论是谁都会感到非常紧张，而一位眼睛看不见的女博士生却非常自在愉快。她叫杨佳，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副教授，2000年7月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哈佛大学就读，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惟一非本国的盲人学生。
杨佳出生于1963年，在29岁之前，她一直过得很顺利。她15岁就考上郑州大学英语系，19岁开始教授大学二年级的英语精读课，23岁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留院任教。1992年，正值人生最璀璨阶段的她，却患上了一种叫做“黄斑变性”的眼疾，医生诊断后告诉她这是一种会逐渐失明的疾病。
在她的眼前，原本五光十色的世界由雾蒙蒙直到完全黑暗。这个过程是一段痛苦的日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一边治疗眼疾，一边坚持教书。但她总是把看病的时间安排在周末假日，她不愿意请假，因为怕误了学生的学习，几乎没有耽误过任何一堂课。她的视力越来越模糊，但她却拚命地使用眼睛，不放过一分一秒看书的时间。直到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了，她仍然说：“我离不开讲台，我要当老师。”
杨佳以前因为近视，一直戴眼镜，失明后她就摘下了眼镜，但却常常在走路时被树枝扎伤眼，为了保护眼睛，她又戴上了眼镜。另外，家里的摆设都靠着墙，并留有宽敞的过道，好方便她走路。学会生活上的自理对失明的杨佳来说不是最难的，难在她还想教书。
她请父母为她买各式各样的录音机，因为她想，既然眼睛看不见了，那就用耳朵听吧。她也随身携带一个袖珍型的小录音机，比如记个电话号码，就用录音机录下来。她笑道：“条条大路通罗马。”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失明之后，她依然能写出漂亮的板书，但有谁知道她贴在黑板上的左手是在悄悄估计字的大小，好配合写字的右手。为了这几行板书，她不知在家里练了多少遍：在房门上，在硬纸板上，让自己慢慢感觉以往所忽略的身体律动，来协调左右手之间的搭配。语音教室里，平面操作台上的各种按钮也被她悄悄地贴上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胶布，作为记号。
她在每学期刚开始的第一节课必定要点名，然后在心里默默记住每位学生不同的声音，并配上他们的名字。下一次，她就能准确地叫出每位学生的名字了。她也始终都在与人谈话时专注地注视着对方，事实上她是全凭听说话者的声音判断他们的位置的。
杨佳的学生都是博士生。他们喜欢上她的课，因为“杨老师发音很准，声音很好听，上课形式多样化”，她从不照本宣科，上课喜欢提问，准备了大量课外资料。她喜欢在每堂课开始的时候播放当天或者昨天的英语新闻，并经常在课程告一段落时播放新的英文歌曲。
学生们私底下都十分佩服她为每一节课所做的精心准备。下课的时候，学生们都喜欢围在讲台边和她聊天。她的知识面非常广，知道很多最新的信息。无论是英美文学、音乐，还是国际时事，博士生们和她聊得十分开心，而她也感到非常快乐。
在中科院外语部教学品质评量表中，博士生们为她打了98分。在毕业班的毕业留言簿上，学生们深情地写道：“杨老师，我们无法用恰当的言辞来形容您的风采，您的内涵如此丰富，您的授课如此生动，除了获取知识外，我们还获得了不少乐趣和做人的道理……”
杨佳说自己之所以始终站在讲台上靠的是一种自信，以及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她从不觉得自己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站到讲台上我就是个老师，这时我和其他老师一样，学生要学东西，我们教他们知识。而要想赢得他们的认同，必须靠创新。”
“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的方式非常多样，不过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去应用知识。中科院里的博士生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是未来的科学家，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我所会的东西教给他们。”杨佳强调说，“创新并不是盲目的改变，而是必须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上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她编的教材也十分注重新意。她认为，书不在乎厚薄，而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至于教学方式，她也有自己的观点：“一切为教学效果而改变。‘不写板书那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