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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审判的命运也有待被决定。“矮子”托托·雷依纳采取措施以保证这次上诉过程漫长的审判势必要血迹斑斑。1988年9月，巴勒莫上诉法院的法官安东尼奥·塞塔和他弱智的儿子被枪杀。1991年8月，最高上诉法院的检察官安东尼奥·斯科派里蒂被卡拉布里亚的黑手党杀害了（三个星期之后，黑手党还枪杀了一名巴勒莫商人里贝诺·格拉斯，他领导了反对敲诈勒索的公众运动，据当时估计敲诈勒索为整个意大利的犯罪组织提供了250亿美元的收入）。
这些谋杀案为法内科尔的改革增加了政治分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标志，标志着科莱奥内对意大利政府的蔑视重新开始反弹。它们甚至有助于确保所谓的“判决杀手”科拉多·卡内瓦莱法官没能主持最高上诉法院就大审判所举行的重要听证会，这正是法内科尔所希望的。1992年1月31日，最高上诉法院在持续两个月的诉讼之后推翻了上诉法院对大审判的判决，确认了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在原诉案中所提出的三个中心论点，即：“我们的事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统一的组织；黑手党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共同承担以黑手党组织的名义所实施的谋杀行为；黑手党悔罪者的证据是有效的。“布西达命题”现在被认定是一个事实，“我们的事业”的领导者们面临的是终身监禁，而且这是最终判决结果。
意大利政府终于在130年之后宣布西西里黑手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并对国家的统治权带来严重挑战的组织。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犯罪集团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人们普遍期待掌管新的国家检察官办公室并将运用权力将西西里的优势传播到整个国家甚至国际社会，似乎黑手党又将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法内科尔似乎拥有一切他所需要的权力从而使这个异教徒的国度开始其最终的赎罪。
第十一章 炸弹与“潜伏”战略1992…2003
托托·雷依纳的别墅
科莱奥内农学院是一幢奇怪的建筑，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它会是一个国家教育机构。这是一幢位于居民街的崭新的三层楼房，拥有地下停车场、电梯、整体空调及暖气设施和一座铺设整齐的花园。楼房的前面装饰着炫目的金属装置，另外还有阳台、装饰栏杆、气势宏伟的大门以及一排路灯。教室里装着厚重的硬木门，铺着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灰泥墙壁，课桌、黑板和电脑与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事实上，科莱奥内农业职业学院一开始并不是一所大学，它最初实际上是当地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建造的别墅，这个人就是“矮子”托托·雷依纳。
从来没有人问过雷依纳打算用这幢别墅来干什么，他从来都没有在此住过。这幢别墅很有可能是他计划在漫长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将他的大家庭聚集在一起的地方。这是雷依纳为退休而建的家，前提是他能够改变大审判的判决并能够回家享受他的劳动成果。因此，尽管我们可能会取笑雷依纳的华丽俗气的审美趣味，但是我们很难不被这栋建筑所表现出来的自信而打动。雷依纳居然无法理解政府有权力没收靠几十年的谋杀而挣得的财富，这一点也让我们感觉不可思议。
幸运的是，雷依纳的信心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到1995年底，政府从这个“老板们的老板”那里没收了大约1。25亿英镑的资产，大部分集中在房地产上。这个非同凡响的数字当然不能代表“矮子”雷依纳的全部家产。他在科莱奥内的别墅于1992年被没收。1997年，在对雷依纳黑手党家族进行民事诉讼之后，一位年轻勇敢的反黑手党市长将别墅赠与了科莱奥内镇。等到科莱奥内镇的居民将雷依纳的别墅改造为一个公共教育机构之后，他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事业”将所有的公共财富都当作潜在的掠夺对象来看待，例如水源、道路、医院和学校，而不管这些资源对于民众来说有多么重要。因此，几代人以来，对于那些不在黑手党掌控范围之内的西西里家庭而言，他们没办法获得这些通往进步的传统关键途径。但当政府以这种方式将没收来的黑手党的财产用于普通公益事业时，这不仅在经济上打击了黑手党分子，而且还谴责了黑手党分子所做的事情的非正义性。虽然黑手党分子周围被背叛和死亡笼罩着，但是他们至少坚持着一种信念，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所爱的人。
自从布西达在1984年出庭提供同案犯的证据之后，雷依纳就向他的手下保证，如果恐吓和腐败不能阻止司法部门对抗巴勒莫的“我们的事业”，那么他在罗马的政治关系户将会阻止司法部门采取对“我们的事业”不利的措施。而要兑现这个诺言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事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关系正在急剧恶化。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暴力事件直接导致了反黑手党法律的制定，而黑手党极力想废除这些法律。雷依纳现在需要对重要的政府政策施加影响，而不仅仅是在幕后赢得一些小恩小惠。但是“优秀的死尸”出现得越多，政治家就越不愿意为了保护黑手党而暴露自己。
法内科尔1991年到达罗马时，问题到了危急的关头。黑手党分子把法内科尔调动到首都工作的事情看作是一种暗示，暗示他不久就会完全陷入到意大利的政治泥潭中去，丧失名誉，然后被剥夺一切权力。法内科尔在司法部所取得的成就却使得黑手党分子们的这些期望落了空，让他们感到很震惊。这对于常常将执政党视为暴政的被动伙伴的黑手党来说是令人恐惧的一幕：“我们的事业”的致命敌人在基督教民主党总理的领导下、在社会党人司法部部长的指挥下正在制定刑事政策。在众多的变革中，1991年通过了一批新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阻止洗钱行为，允许对黑手党使用窃听器以及赋予政府权力来解散被有组织犯罪侵入的镇议会。
尽管这些新的事态发展令“我们的事业”担忧，但是这个组织最底层的人却一直坚信“判决杀手”卡内瓦莱法官会最终扭转时机。因此，最高上诉法院在1992年1月所作的判决对雷依纳为其家族所设计的未来计划以及他在“我们的事业”内部的威望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这个证据最终证明了黑手党历史上最有权力的老板已经将这个组织变成了一个政治孤儿。
现在，霄依纳自身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正如调查法官圭多·罗·福特所解释的那样：“你在黑手党里是无法提交辞职书的。你只会被除掉。（对雷依纳和他的手下来说）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要么接受他们就要被除掉的现实，要么试着在全体成员面前重申自己的权力。”雷依纳选择通过急剧升级“我们的事业”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冲突来重申自己的权力。黑手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影响政治进程，但却只剩下一种影响手段：暴力。只有在被轰炸之后，政府才会在那些对雷依纳及其同伙至关重要的事情上做出让步：大审判判决结果以及1982年通过的一项允许当局没收黑手党财富的法律。“为了谋取和平，我们必须发动战争”，有人听到雷依纳这样说。黑手党委员会对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早就作出了死刑判决，但是一直未付诸实施，但是在最高上诉法院作出宣判之后决定重新启动原来的谋杀计划。
在最高上诉法院作出历史性的决定之后的1992和1993年是整个西西里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时期。雷依纳与政府的对抗已升级为针对意大利大陆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恐怖主义爆炸运动。这次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以黑手党的惨败宣告结束，自墨索里尼以来黑手党组织的生存能力第一次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的事业”和意大利仍然承受着雷依纳失败的退休计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卡帕奇爆炸之后
“维托，我的维托。我的天使。他们把你带走了。我再也不能吻你了。我再也不能拥抱你了。我再也不能抚摸你了。你是我一个人的。”
在为卡帕奇爆炸中的受害者举行的国葬上，维托·斯基法尼的身材娇小、脸色苍白的遗孀罗萨莉亚在痛哭哀号，发泄着自己的悲伤以及这座城市的愤怒。她的丈夫及其同僚安东尼奥·蒙蒂纳罗和罗科·迪·西路与法内科尔法官坐在一辆汽车上，车辆爆炸，他们和法内科尔一起全部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