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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力量甚至在基督教民主党内部积聚起来。1985年7月当选巴勒莫市长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莱奥卢卡·奥兰多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黑手党，并确保市议会以“民事诉讼者”的身份参加了大审判。奥兰多领导了著名的“巴勒莫之春”运动，与二战后笼罩巴勒莫市议会多时的严酷冬天形成了令人振奋的对比。然而，大多数巴勒莫人对法官们的战斗仍持紧张不安的中立态度，正如法内科尔所说，“在我看来，整座城市的人都站在窗口，等待观看斗牛比赛以何种方式结束”。
大审判于1986年2月10日开始，几乎持续了两年的时间。诉讼程序刚一启动，一阵紧张而平静的气氛就笼罩在了巴勒莫的上空。“我们的事业”的杀手们奉命潜伏起来，因此戏剧性的场景便从街道转向了毗邻尤西卡丹监狱的一座灯火通明的水泥地堡，一座专门建造的法庭便坐落在这里。这座地堡表明，对所有知名人士的谋杀案深恶痛绝的公众最终迫使意大利政府作出打击黑手党的确切承诺。但是，这幅景观远远不能让人放心，一名记者说它像是降落在巴勒莫的一座巨大的司法飞船。大厅被涂成了绿色，呈八角形状，外面放置的30只笼子是为208名最危险的被告准备的。受到指控的474人中，有119人仍然在逃，其中最重要的两名逃犯是卢西阿诺·莱焦的“野兽”：“矮子”雷依纳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身穿蓝色运动服和白色网球鞋的莱焦在23号笼子里首先发言。莱焦被指控一直从监狱里暗中操控科莱奥内家族的事务，他说要对这一指控进行自我辩护。
审判开始后，记者试探了一下公众的情绪。巴勒莫大街上的许多民众不愿意谈论审判的事情。有些人公开反对这次审判，他们说黑手党处于防御状态之后，失业的人反而更多了。更多的人对审判表示怀疑：“这是一场闹剧。它只会抓住那些脖子伸得太长的人。决定审判将如何结束的还是那些政治大腕们。”布西达明确表示，他认为意大利还没有准备好倾听他所有的秘密，至于他所了解的黑手党与上层政治家的联系，他将深藏在心底。许多人认为在大屠杀中作战的仅仅是一些暴徒，他们只是一群线偶而已，而真正的黑手党分子却是在上面操纵这些线偶的人。
但是对大审判的质疑并不仅仅限于一些街头采访。西西里岛上一些重要的思想领袖也无法完全把握这次审判的真正意义。一方面，这件案子仅就规模来说就让人害怕，主教帕帕拉多称之为“一场令人压抑的表演”。在大审判即将开始前的一次讨论热烈的采访中，主教似乎改变了早先对黑手党的坚定立场。他说堕胎要比黑手党杀害的人更多，并且担心所有的媒体将注意力集中在审判上会有损巴勒莫的形象。当他被问及是否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反黑手党的高级教士的时候，他含糊其辞地回答道：“带着一种纯粹消极的态度，你无法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仅仅反对什么是不够的。”
很多人担心大审判试图批量行使审判权，有可能不会认真地裁定每一个被告是否有罪还是无罪。一些人怀疑大审判的规模仅仅反映出了法官们自我的膨胀程度。
悔罪者提供的证据也遭到了质疑。许多旁观者对于他们的证据的真实性表示严重关切。1985年，一位杰出的电视人因为一位来自那不勒斯卡莫拉家族的悔罪者提供虚假证据而成为严重误判的受害者。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采信多玛索，布西达的证词会带来同样的危险，而且危险程度更大。
在大审判进行的几个月期间，仍有宝贵的空间来保持中立。在面对关于黑手党以及何为西西里人这些根深蒂固的假设时，“布西达命题”已经不再奏效。我们若是要把握住其深刻内涵，就要在理解上迈出一大步。可是就连黑手党的一些最直言不讳的敌人也未必能够迈出这一步。这时一个既著名而又奇怪的名字出现了，它让人们理解了为什么许多西西里人难以接受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所做的事情，为什么西西里人将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视作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这个名字就是：列昂纳多·沙沙。
沙沙是一位小说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底初做了大量的工作，使黑手党成为了公众的关注焦点。直至今天，大多数想要了解黑手党的非意大利人还会去阅读像《白天的猫头鹰》此类的小说。沙沙的背景、他的写作以及他对自己的西两里人身份的认同感，所有的这一切使沙沙与黑手党对抗了三十多年。可悲的是，在1987年1月，同样的力量将沙沙推向了因大审判而分崩离析并饱受困扰的城市的错误一方。
诉讼进行了11个月后，沙沙在《晚邮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彻底毁掉了他作为黑手党反对者的声誉。文章围绕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展开：一是一本有关“铁血法官”在法西斯时代如何展开反对有组织犯罪斗争的书籍出版了。二是保罗·博尔塞利诺的晋升（博尔塞利诺刚刚掌管了马尔萨拉市调查办公室，马尔萨拉市位于西西里最西端，科莱奥内家族在此有关系密切的盟友）。沙沙激烈地争论道，大审判与法西斯主义一样有践踏公民自由的危险。沙沙怒斥了意大利社会中存在的一种不良风气（这种风气我们现在称之为“政治上的正确性”），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只要有人对反黑手党法官进行批评就会被认为与黑手党老板们有勾结。沙沙通过指责博尔塞利诺追求名利而结束了他的论战：“再没有比参与黑手党的审判使人在司法界升迁得更快的途径了。”
沙沙的抨击在意大利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意大利民众总是倾向于将作家和知识分子看作道德领袖，而他们认为政治家们没有能力来承担这种角色。沙沙一向严肃对待自己所承担的这种道德领袖的角色，他将自己看作是“异教徒的国度”里的一种理性声音，就像自己小说中那些不断尝试但是最终却没能打破缄默法则的侦探们那样，既理性又孤独。博尔赛利诺被《晚邮报》刊登的这篇文章深深伤害。他说，批判自己的沙沙一直以来都被自己视为精神之父。一些与黑手党有勾结的政治家后来怀着窃喜之情引用这位小说家的话来攻击那些受其启发的法官们。
当《白天的猫头鹰》的作者用笔讨伐反黑手党的法官时，他正身患绝症。他在多年孤独的岁月中将他艺术上所有精妙之处都倾注在理解黑手党的思想模式上，而且他对现在比比皆是的反黑手党口号极为憎恶。但是沙沙的论战不只是一个固执、垂死的老人在感情上的爆发。沙沙发出的是一种不信任的声音，是西西里岛几代人对黑手党和意大利政府的一种不信任。
沙沙从小自学成才，他的父亲在阿格里琴托省的硫磺矿上的工作。沙沙还是一个孩子时就目睹了法西斯政权的虚伪和残暴，目睹了黑手党在战后杀害硫磺矿上的工会领袖。对沙沙来说，黑手党是意大利警察的一个非正式分支机构，政府和黑手党都有着同样残暴镇压民众的反应冲动。从他的一生和西西里的历史得出的教训是：西西里岛人只能指望从当局那里得到麻烦。沙沙对意大利政府的悲观态度可以和他对西西里的宿命论观点相提并论。沙沙长期以来坚信黑手党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组织，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将两西里最理性的头脑囚禁起来的精神状态。
当我大声反抗黑手党时，我也很痛苦，在我身上，在每一个西西里人身上，都残留着黑手党的情愫。因此，当我与黑手党抗争时，我也在同自己抗争。这种斗争就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分裂，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值得庆幸的是，岛上许多像卡彭内托、博尔塞利诺、法内科尔这样的人并没有被沙沙所提到的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所困扰，他们对如何才是一名西西里人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见解。
大审判的命运
大审判于1987年12月16日宣布判决结果。474名被告中，有114人被宣判无罪，其他被宣判有罪的被告则共同分摊2665年的刑期。这些数字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法院支持了“布西达命题”，但它没有像许多公民自由论者所害怕的那样批量实行司法审判权。即使是卢西阿诺·莱焦也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要证明他在狱中仍然向其黑手党手下下达命令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
在判决后的几天里，那些支持法官的报纸宣告黑手党是西西里文化中不可战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神话破灭了。这是报纸界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