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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罗马、米兰和苏黎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与莱焦和其他人商讨此事。许多高层老板似乎对这个提议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悔罪者一本正经地指出，当时世界杯足球赛正在举行，若是意大利队杀出重围与巴西队在决赛中相遇，许多“君子”更有兴趣观看电视转播比赛而不是开会讨论一场法西斯革命。黑手党同意参加叛乱，但这似乎只是出于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愿望而不是对事业有任何奉献精神。“铁血长官”切萨尔·莫里对黑手党的镇压为极右派和“我们的事业”之间的不信任埋下了伏笔。
众多周知，除了1970年的未遂政变之外，黑手党还曾在1984年12月23日帮助右翼恐怖分子在米兰和那不勒斯之间运行的一辆火车上放置了一枚炸弹，导致16人死亡。这些插曲使得人们推测，“我们的事业”只不过是在意大利政府各部任职的神秘人物所利用的工具而已，在“我们的事业”的最高层上面有一位神秘的木偶大师的手在操纵着这个组织。这肯定是异想天开。“我们的事业”的历史表明，当它确实与极端的右翼颠覆分子合作时，它总是有自己的主张，以期获得准确的让步条件。修改判决结果很可能就是黑手党想要从这类交易里获得的让步条件。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流血和阴谋事件的背后是司法系统内部不显著的变革，这些变革将对黑手党未来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西西里，如同在意大利的许多地方一样，司法人员天生保守，他们其中一些人通过共济会团体和家庭纽带与政治阶层联系紧密。即使任何个人都不刻意与“我们的事业”勾结，这群人对黑手党并不怀有任何仇恨情绪，而要打击黑手党高层的有组织犯罪则必须对黑手党怀有仇恨情绪。
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对司法人员的招聘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也开始扩大范围。与此同时，司法人员终于有了自己的管理机构，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还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于政府的权力。在60年代末期，一个叫作“民主司法联盟”的组织推动了一项由年轻地方法官发起的一项改革僵化的法律制度的运动。有些新一代的法官试图将更多的白领罪犯绳之以法，这些白领罪犯有污染环境者、建筑投机商和腐败的政治家。
随着地方法官权力的强大，他们变成了高度政治化和组织化的政治联盟组织。结果，人们开始怀疑法官们展开的调查、作出的判决只是为了各自党派的政治动机，人们逐渐对此感到不满。不管怎样，若是意大利的司法制度不经过这种缓慢的改造，那么今后几年在打击黑手党的斗争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无法想象的。但这些变化需要经过多年之后才能对反抗“我们的事业”的斗争产生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有些时候，意大利民主看起来不可能在紧张策略和左翼恐怖主义的双重打击下幸存下来。最令人担忧的时刻于1978年3月16日降临，当时红色旅绑架了基督教民主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一前总理阿尔多·莫罗。在莫罗被绑架的55天里，意大利全国气氛异常紧张，各个政党的政客一直在辩论是坚决抵制绑架者的要求还是为了拯救阿尔多·莫罗的生命与绑架者进行协商。5月9日，莫罗遇害，蜷缩的尸体被丢在一辆红色雷诺的后备箱里，这辆车就停在罗马的一条边道上，距基督教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总部只有几十米。
恐怖主义者制造的紧急事件有助于淹没那些对黑手党重新崛起以及西西里西部日常恐怖统治的关注，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要理解这句话，我们听一个故事就明白了，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莫罗尸体在罗马被找到的当天。米兰保守的《晚邮报》简要报道了一起发生在希尼斯的事件，它是西西里西部海岸的一座小镇，远离“国家的中心”，标题是“左翼激进者被自己放置在铁轨上的炸弹炸得粉碎”。
这位“左翼激进者”就是“佩皮诺”朱赛佩·因帕斯塔托。他在30岁时的离世既非恐怖袭击而出现的意外，也非后来被警方所宣称的自杀。朱赛佩·因帕斯塔托是被希尼斯的黑手党谋杀的。佩皮诺死后，他的亲戚和朋友不折不挠地要求警方公正审理此案，他的死亡真相从而才在25年之后被揭晓。要想知道佩皮诺的故事为什么会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只要看一眼本书图片部分第29张照片就明白了（中译本图片略）。照片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一群希尼斯黑手党分子行走在路上，有两个穿短裤的小男孩夹杂在人群中间，个子矮的那个男孩就是佩皮诺，他的左手拽着他父亲的右臂。
照片中的这个小男孩后来成长为一名左翼激进分子。他是一位聪明而又饱受折磨的反叛者，将半生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压迫的事业。像当时意大利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充满激情地参与了我们现在看来用乏味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而进行的神秘的派系争端。他站在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越南战争和裸体主义等所有事情都进行争辩；他从一个小革命政党或新政党转移到另一个政党，一直在兴奋和绝望中徘徊（他发现与别人保持个人关系或浪漫关系十分困难）。但如果佩皮诺的政治信念是他的故事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更重要的是佩皮诺的背叛发生在一个有浓厚的黑手党氛围的家庭。佩皮诺的父亲是一个黑手党分子，是希尼斯家族的低级成员。几十年来，他们这个大家庭里一直有几个黑手党分子。佩皮诺对这一家庭背景的反叛是前所未有的。
因帕斯塔托家族中的幸存者后来回想起，1963的某个时刻是佩皮诺反抗从幼年时期开始就萦绕在其周围的黑手党文化的第一个标志。佩皮诺15岁的时候，佩皮诺的姑父、当时希尼斯的老板切萨尔·曼泽拉，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被装满炸药的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汽车炸死了。年轻的佩皮诺被吓坏了。当时全镇上的人都知道，他姑父的尸体碎片挂在离汽车弹坑几百米远的柑橘树的树枝上。佩皮诺问他的叔叔，“他肯定有什么感觉吧？”“这都是瞬间发生的。”这个回答并没有平息这个年轻人的焦虑。
佩皮诺1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积极分子，在集会上做演讲并与别人共同编辑《社会主义思想》报纸。佩皮诺与黑手党的对抗迅速而直接，他的勇敢行为令人震惊。大家不要忘了，在这个小镇上，人们对于残酷镇压左翼农民运动的记忆还依然历历在目。1996年，佩皮诺写了一篇题为《黑手党：一群该死的家伙》的文章。读罢此文，佩皮诺的一个黑手党亲戚警告他的父亲：“如果他是我的儿子，我干脆挖个坑将他埋了。”于是，父母将佩皮诺从家里驱逐出去。
佩皮诺·因帕斯塔托的家乡希尼斯是“我们的事业”这个帝国的重要前哨。到60年代时，它已经成为西西里西部最重要的黑手党活动中心之一。巴勒莫新机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建造在这里，机场显然是黑手党敲诈勒索和走私活动的首要目标。希尼斯八千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美国都有亲戚。小镇成为跨大西洋海洛因生意最主要的转口港也绝非偶然。希尼斯的老板唐·塔诺·巴达拉曼迪与底特律的匪徒有着牢固的家族联系，他在罗马和米兰都有贩毒基地，并控制着一连串的建筑公司。他在“我们的事业”内部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巴达拉曼迪曾在1957年帮助多玛索·布西达制定了第一届委员会规则，而且还是1970年成立的三人小组中的一员。据一位悔罪者所言，巴达拉曼迪在就任三人小组成员一职后所采取的第一次行动就是下令将一名来自那不勒斯的罪犯枪毙，这名罪犯就是几年前在那不勒斯赛马场上掌掴“幸运小子”卢西阿诺的那个人。因此，卢西阿诺去世八年后，巴达拉曼迪得以告知其美国黑手党的联系人，卢西阿诺当年所遭受的侮辱终于得以雪耻。黑手党全体委员会于1974年重组时，巴达拉曼迪坐上了头把交椅。
佩皮诺的背叛将因帕斯塔托家族里已经存在的裂痕撕扯得更大。佩皮诺的母亲，菲力西亚·巴尔托洛塔·因帕斯塔托喜欢偷偷地带给佩皮诺食物。 ，佩皮诺的母亲嫁给了一名黑手党分子，但是她自己的血亲中没有一个人是黑手党分子。佩皮诺的父亲不善言辞但却盛气凌人，只允许妻子会见其他黑手党分子的妻子们。因为无法管教儿子，他将儿子的“不忠”给他带来的耻辱和焦虑发泄在了妻子的身上。“这是独裁。绝望……恐惧。一听到他回家，我就习惯去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