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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拉·巴贝拉兄弟就会被指责为杀人凶手，兄弟俩与格雷科家族的战争也会在所难免。据布西达所言，卡弗塔奥也应该对西亚古力爆炸案负责。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实质上就是一场诡计的结果，而这场诡计是用来挑拨拉·巴贝拉兄弟和格雷科家族相互争斗的。
读完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叙述，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黑手党战争总是以控诉失败而收场。但有一点却变得很清楚，试图弄清谁谋杀谁，或者用“芝加哥”的语言来说，将1962…1963年发生的众多枪击案和爆炸案的“令人震惊的事实最终揭露出来”，这有点偏离正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即使是牵涉其中的黑手党分子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布西达和官方的叙述表明了一点，那就是黑手党老板们之所以思索了好久才定下来由谁担任巴勒莫中心的新老板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也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像许多黑手党战争一样，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是一场在黑暗中进行的大型屠杀游戏。
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同样是黑暗中的政治游戏。布西达虚伪地宣称委员会是作为罪犯的议会而设立的，他认为它是个公平的机构，为充满阴暗和背叛的“我们的事业”带来光明和公正。但是委员会，就像装满炸药的朱列塔汽车一样只是“我们的事业”内部的斗争工具。设立委员会的本意是要在整个“我们的事业”内部推行一些规章制度，使得从事跨洋海洛因贸易的黑手党“企业辛迪加”的日子好过一些，但委员会不久便凭借自己的力量变成了一个权力机构。例如，它开始像联合股份公司一样为毒品贩子服务。这也就是为什么来自城市对立面的黑手党布西达和格雷科家族联合出资在1962年运输了一批海洛因。因此，委员会持续增加的影响力与个别家族长久建立起来的权力形成了冲突。
布西达相信，躲藏在“眼镜蛇”卡弗塔奥和拉·巴贝拉两人背后的是由巴勒莫西北部老板们结成的联盟，他们憎恶委员会日益增长的权力，对像“小鸟”格雷科这样的巴勒莫东南部“君子”们凭借委员会得到的影响力也深感厌烦。在阴谋与混乱之中，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根源是一个老问题，这个老问题犹如黑手党的历史一样由来已久。当黑手党的主要兴趣还是柑橘林和牛群而不是建筑工地和海洛因的时候，黑手党就不得不处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黑手党作为一个影子政府的角色与其成员的商业利益之间的冲突，家族的地盘结构与超越家族领地分布格局的高利润走私网络之间的冲突。
真相、地盘和生意总是与黑手党战争利益攸关。到20世纪60年代，无论在西西里的“我们的事业”内部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带来外交后果。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将要发生的时候，美国的“我们的事业”承受着来自肯尼迪政府的前所未有的压力。罗伯特·肯尼迪通过其在参议院劳动欺诈委员会一丝不苟的工作而树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形象。作为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就要对如何对付暴徒做简要指示。在罗伯特·肯尼迪在任期间，有组织犯罪科和税务科对诈骗犯的定罪在1961年至1963年间增加了两倍，在1964年几乎又翻了一番。税务法早在30年前用来抓捕艾尔·卡彭的工具，现在仍然是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主要武器。
1962年，囚禁狱中的甘比诺家族的士兵约瑟夫·瓦拉奇在面临电椅死刑处决时开始开口讲话。当瓦拉奇出现在欺诈委员会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证人，许多人对他所讲的话表示怀疑。但是瓦拉奇至少成功地使J·埃德加·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第一次严肃看待垄断集团的犯罪问题。1959年，联邦调查局纽约办公室有400名警探负责调查美国的共产主义，负责有组织犯罪工作的只有四人。瓦拉奇的证词改变了该部门的工作优先权，截止到1963年，纽约办公室防诈骗小组有140人。1964年，联邦调查局隐藏的麦克风录下了卡车司机工会老板吉米·霍法与底特律黑手党进行一系列商业交易的谈话。
肯尼迪领导的反诈骗运动必然减弱了美国黑手党在西西里的影响。于是，那些旨在从“我们的事业”商业活动中分得一杯羹的黑手党老板们认为，既然美国的保护削弱了，这是一个与毒品贩子进行清算的好时机。
或许同样十分重要的是，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爆发于“幸运小子”卢西阿诺死后几个月，他是正在那不勒斯机场等着会见他的传记作者时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大家都知道卢西阿诺与拉·巴贝拉交往甚密，而且大家强烈怀疑他们的关系是以毒品交易为基础的。卢西阿诺死后，安杰洛·拉·巴贝拉必须向家族和委员会证明他在“我们的事业”中的权力不仅仅只是建立在其美国朋友的支持之上。尽管所有的朱列塔车都装满了炸药，他的行动却失败了。
安杰洛·拉·巴贝拉因其在1968年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判刑23年。1975年，他在监狱院子里被刀捅死了，这位新派黑手党的代表却以老派黑手党最传统的方式去世了。
不管第一次黑手党战争阴谋后面的真相如何，西亚古力爆炸案将战争引向结束的结果却十分富有戏剧性。将近两千人被捕，“警察似乎已经发疯了，”布西达评论道。面对强烈的反对力量，黑手党采取了最简单的自卫方法：藏匿起来。1963年夏天，委员会召开会议宣布解散。黑手党各个家族也解散了，据一位悔罪人说，巴勒莫的保护费都没有人来收了。黑手党的犯罪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几乎降为零。大批的高层黑手党分子逃往国外。“小鸟”格雷科首先去了瑞士，接着去了委内瑞拉。多玛索·布西达在瑞士、墨西哥、加拿大游荡，后来去了美国。
当“幸运小子”卢西阿诺于1946年被美国驱逐出境的时候，他改变了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如同卢西阿诺一样，西西里的许多“君子”也改变了他们在组织内的职业发展方向：从权力辛迪加罪犯（影子政府里的政治家）转变为企业辛迪加的领导者以及国际准军事商人。意大利的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黑手党历史上的主要参与者。
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
西亚古力爆炸案之前的几年对于任何准备公开声名反对黑手党的人而言都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教会和基督教民主党不仅执意否定黑手党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还否定黑手党的存在。这个时候，只有少数几个声音打破了沉默。最重要的一个声音是集体发出的，独立的左翼报纸《时刻》在20世纪50年代领导了一场揭露黑手党真相的运动。作为弗洛里奥集团的机构，该报纸在世纪之交对西西里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获得了生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70年代早期，报纸刊登激情的体育新闻报道、比基尼女孩的图片以及有关文学、音乐和艺术方面的深奥文章，简直就是一个精彩的大杂烩。尽管这些话题都非常吸引人，但报纸的主要卖点是对有组织犯罪和贪污所作的勇敢调查报道。当《时刻》在1958年刊登了重要黑手党老板的姓名、兴趣和政治关系之后，它的编辑部就遭到了一次破坏性的炸药袭击。《时刻》拒绝妥协，继续坚持这场反黑手党运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两名《时刻》的记者毛罗·德·毛罗和乔瓦尼·斯潘皮纳托为他们的工作献出了生命）。
受美国对有组织犯罪举行凯法弗听证会这个案例的启发，西西里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要求对西西里黑手党进行议会调查。《时刻》编辑部爆炸案也为这一要求增添了动力。但是，如果黑手党问题依然仅仅只是左翼力量的政治财产，那么这种推动力还远远不够。早在1959年，一位基督教民主党内政部副部长驳回了议会调查的要求，并将黑手党的犯罪归结为岛上居民的一种“怀着一种错位的荣誉感而自己去伸张正义”的倾向。
然而，当时的意大利政治版图已经改变，基督教民主党已经分裂，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些分支开始将社会党看作其潜在的联盟伙伴。社会党员是黑手党的历史宿敌，他们在战后的岁月也没有忘记被屠杀的工会会员和其他激进分子。在这种新的政治环境下，对黑手党进行议会调查的要求甚至在基督教民主党内部各个阶层中都得到了同情。1961年9月，西西里地区大会成立了第一个“中左派”政府，基督教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都包括在内，共产党人也对问题逐个表示支持。次年年初，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意大利议会成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