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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西里岛，就像在意大利南方的众多地方一样，范范尼的革命意味着两件事。首先，一种新的政治经理人即“少壮派”在政党内部产生了。第二，这批人尽其所能在地方和国家政府、半官方机构以及国有化的公司里控制着每一个职务。因此，在新的基督教民主党里，那些年迈的有魅力的重要人士就必须与那些着手以政党和个人名义而“控制国家”的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官僚主义者们达成和解。少壮派将公共资源转化为了基督教民主党的资源。
少壮派主要负责在西西里岛上执行范范尼计划，而连接罗马和“巴勒莫洗劫”这条腐败链条上的另一环就是乔瓦尼·焦亚。焦亚没有高大的公众形象，多玛索·布西达仅仅将其描绘成一个具有“冰冷性格”的人。虽然焦亚在市政府里从没有任过职，他对于这座城市近年来的历史却至关重要。内部人士称他为“总督”，并认为他是唯一有权力选择谁能成为这座城市市长的人。1954年，年仅28岁的焦亚成为巴勒莫市基督教民主党书记。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基督教民主党组织办公室主任这一重要职位，负责招收党员。此后，焦亚和他的追随者在25年里一直控制着组织办公室。也就是从这个关键职位开始，冰冷的焦亚才重建了西西里的机械政治。
在范范尼的改革下，基督教民主党地方分部第一次在意大利全国建立起来。例如，基督教民主党在巴勒莫地区就有59个分部。表面上看，基督教民主党的目的就是要深入社区招募新的成员。范范尼的追随者随即颁布了新的政党口号，宣告“通心粉政治”的结束，所谓的“通心粉政治”就是用投票来换取利益。这种政治现代化的机制非常简单，即基督教民主党的新结构意味着，基督教民主党党员们选出他们的政党领袖以及参加全国选举的党员代表，而党员代表们则转而再选出竞选候选人。或者，这至少是理论上的说法。实际上，在巴勒莫，权力并没有掌握在党员的手上，而是牢牢掌握在焦亚手中。既然焦亚身为基督教民主党组织办公室主任，基督教民主党党员的资格就被分发给了朋友、亲人、死人甚至从电话簿里随手乱抓的名字。一个地方政党拥有的党员越多，派出参加大会的代表就越多。换句话说，像焦亚这样的地方政党首领拥有的党员越多，他就能拥有更多的权力提供给诸如范范尼这样的国家基督教民主党党派领袖。西西里岛内党员的数量剧增也随之使得西西里基督教民主党和范范尼在全国基督教民主党内之中有了不合比例的影响力（来自托斯卡纳区的这位瘦弱的大学教授六次当选为意大利总理）。
“总督”焦亚在西西里的新基督教民主党内部获得的权力本身算不了什么，只有当政党通过控制地方和区域政府得以分配工作、许可证、拨款以及其他有价值的资产时，权力才会有所回报。这一背景为“巴勒莫的水泥麻袋”以及两个最主要恶棍的登场做了准备。这两个恶棍就是维托·钱奇米诺和萨尔沃·利马。他们都在1956年第一次当选市议会议员，都是焦亚的支持者，也是他们两个将“通心粉政治”转变为“水泥政治”。
钱奇米诺和利马的性格几乎完全相反。钱奇米诺的父亲是科莱奥内镇的一名理发师。钱奇米诺态度傲慢、举止粗俗，但却十分聪明，很有抱负。他拍摄于“巴勒莫的水泥麻袋”时期的照片显示他是一个狡猾的人，穿着时髦的三件套，系着花哨的领带，留着大背头和黑胡须。利马的父亲则是市政府的档案管理员。利马拥有法律学位，刚开始在西西里银行工作。利马在其干净卷曲的头发下面有一双鼓鼓的眼睛，他丰满、优雅并且难于对付。与之相比，钱奇米诺则显得瘦削、粗俗而又残暴。
尽管钱奇米诺和利马都属于基督教民主党的范范尼派系，但他们却和不同的黑手党党派有着联系。因此，多玛索·布两达才对他们两个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据布西达回忆，钱奇米诺是一个“一意孤行的科莱奥内贪污犯”，他只关心自己和来自他的家乡的那些君子们的利益。一直坚定地反对科莱奥内黑手党家族的布西达将自己控制的选票投给了利马。他们两人不是很熟，都不太喜欢说话，但他们的商业关系建立在布西达所称的“相互尊重和坦诚相待”的基础上。利马知道布西达十分喜爱歌剧，总会想方设法为他搞到马西莫歌剧院的演出票。
在钱奇米诺和利马两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他们将公共工程署这样一个卑微的市级单位变成了意大利最无耻、最赚钱的赞助发动机。1959…1963年间，即建筑热潮最火爆的时候，利马和钱奇米诺先后入驻公共工程署，并通过市议会将4205个建筑许可证的八成授予了五个人。当时，巴勒莫的大部分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公众投资的建筑业。于是，这座城市大部分的财富就通过这五个人被转移走了。
正如所料，这五个人并不是全国知名的建筑巨头，而实际上只是无名小卒。公共工程署只能将许可证授予那些有资质承担工程的土木工程师。然而有人却发现了一条始于1889年的规定，这条规定早在现代土木工程师资质认证之前就已存在。根据这条规定，获得建筑许可证的公司的花名册上需要有一位“大师级的石匠”或一位“有能力的承包商”。市议会保存有这些被认可人员的名单。利马和钱奇米诺体系里的五个最主要的执照持有者都在那张1924年之前的名单上。即使是这样，他们的资质证书看起来也十分像是伪造的。五个人中，其中有一个好像只是煤炭商人，还有一个就是个砖瓦匠。砖瓦匠后来在一处公寓住宅区里找了一份看门人的工作，而那处公寓住宅区按说就是他负责监督建造的。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只是说，他是一个为了生存可以去干任何事情的人。他在许可证上签了名，只是为了给“朋友们”帮忙。
从“朋友们”的角度而非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巴勒莫的水泥麻袋”始于最底层。黑手党分子从前密切看护着柑橘林，而现在他们则密切看护着建筑工地。如果当地黑手党老板愿意的话，故意破坏和偷窃就能让任何一个建筑工程停下来。黑手党的第二层影响力还在于它拥有众多的小型转包商，能提供工人和原材料。即使没有利马和钱奇米诺的话，政治家和建筑公司也会在该层面上与黑手党势力达成妥协。在他们之上是一些大的建筑企业家，这些人在朋友、亲人、顾客和同伙之间形成了腐败网。我们调查的越仔细，这些网络就会越来越厚密，连接着当地的政治家、市政府公职人员、律师、警察、建筑承包商、银行家、企业家和黑手党分子。
这些网络的中心人物就是焦亚、利马和钱奇米诺。就如巴勒莫城镇规划的故事所展示的那样，少壮派的方法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混乱形式。
这一规划早在1954年就开始了。但在1956…1959年问，每当这一规划将要最终确定下来的时候，上百条的修改意见就会为了回应公民的请求而被提出来，但据证实大多数公民是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黑手党分子及其亲属和同伙。这一规划最终在1962年得到批准。然而等到那时，公共工程署已经基于1959年的规定发放了很多建筑许可证，本可以用此规划进行管理的许多地方已经是公寓楼房林立了。甚至在1962年之后，凡是能接触到焦亚、利马和钱奇米诺的人也可以为了他们的利益改变规划，或者违反规划法之后再寻求宽恕。只有一次下令对违规建筑进行拆除，但却没有公司敢站出来履行合同将它拆掉。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方法里蕴涵着某种天才的智慧。这个城区规划就像那些为了决定谁能获得规划许可而制定出的规则一样是用来阻止非法建筑的。在利马和钱奇米诺的控制下，这些措施只是使得政治家手中握有的从事非法建筑的权力更为牢固。意大利人都很熟悉的一个痛苦的悖论就是：一个规则越是严格，政治家为回避这一规则所开的价码就越高。
这些方法中还有让人恐慌的因素。从佩科拉罗案例里就可粗略地看出钱奇米诺这位“一意孤行的科莱奥内贪污犯”所带来的恐慌。1963年8月，一家建筑公司的合伙人洛伦索·佩科拉罗向巴勒莫的检察长寄去一封信，控告钱奇米诺贪污。这件案例起源于一件事，钱奇米诺非法地拒绝给予佩科拉罗的公司建筑许可证。与此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