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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捞得一把。
禁酒法案带来的非法自由竞争让美国人忘记了世纪之交时他们对黑手党以及“黑手帮”的兴趣。把私酒贸易看作是“拉丁佬”入侵的结果是完全不可行的。欧洲移民的大量涌人在一战期间告一段落。战争结束后，一系列法令向移民关闭了美国人所称的“金色之门”——或者至少对那些没有秘密通道的非黑手党分子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典匪帮时代，在公众心目中是一个由多民族的“罪犯”和“强盗”统治的时代，而不是由意大利“黑手党分子”或“君子”统治的时代。
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公众舆论才又一次把黑手党和有组织犯罪搞混。1969年，马里奥·普佐撰写的《教父》的出版把美国的犯罪集团完全是从西西里传过来的错误公众意见固定下来。禁酒令时期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纽约大都会区，50％的酿私酒者是犹太人，相比之下只有大约25％的意大利人。
然而在美国各个城市的意大利移民社区内，在禁酒令颁行的时候，一个特定的西西里黑手党组织早已确立下来。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们的历史最好的见证人是尼古拉·金泰尔，他出生于西西里，却于1905年在费城正式加入黑手党，他被称作“尼克”或“考拉”，取决于他出现在大西洋的哪一边。1963年，已经年近八十、在罗马隐居的金泰尔作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决定写一部自传。他把自传稿件交给了一名记者，部分稿件是由其口述、别人代为整理的。这名记者然后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帮助他填补稿件中的一些空白。金泰尔是第一个以撰写自传的方式讲述自己经历的西西里“君子”。
人们对金泰尔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始终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神秘感。如同经常发生在意大利的情况一样，这或许和政治环境有关。然而，最单纯的动机，也是金泰尔自己讲出来的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他说自己是个痛苦的老人。他的孩子各个事业有成，但是他们都为自己的犯罪出身感到耻辱，并对他们的父亲唯恐避之不及，而正是这位老人为他们支付了学费并购买了房屋。
考拉·金泰尔的故事似乎在含糊其辞地为自己的生活辩护，为自己辩护同时也为其他人辩护。他力图把自己刻画为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在黑手党组织内部寻求和平与正义之路的“君子”形象，但并不完全成功。有一件逸闻趣事可以证明金泰尔相当长时间以来都在努力以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塑造自己的形象。一名男子声称自己曾在1949年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和金泰尔谈话。事实上，他还深情地回忆起当时自己如何受到金泰尔的眷顾，金泰尔又是如何自始至终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小教授”的。此人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学生，他说这位老练的黑手党分子以一种假设的方式讲述了他心目中的黑手党分子的形象：
小教授，假如我没带武器来到这里，而你拿起一把枪对着我说：“考拉·金泰尔，跪下。”我会怎么做？我会跪下。这并不是说，因为你逼迫考拉·金泰尔下跪了，你就是黑手党党徒。这只意味着你是个手里有枪的笨蛋。
现在，如果我，考拉·金泰尔，没带武器走了进来，而你也没带武器，我对你说：“小教授，你看，我有点麻烦。我不得不要你下跪。”你会问，“为什么？！”我说：“小教授，听我解释。”然后，我尽力说服你必须下跪。当你终于跪下了的时候，这才意味着我是黑手党分子。
如果你最终还是拒绝下跪，那么我只好朝你开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赢了：那样我就输了，教授。
显然，金泰尔描述自己的形象时，一定要让自己的手里放上一把手枪。如果手里没枪的话，金泰尔连维持自己的虚构形象都有问题。
那个“小教授”就是安德烈·卡米乐，他现在成了意大利的一种文化现象。他的犯罪小说，文风老练，讽刺诙谐，穿插大量的意大利方言，占据了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尽管我们无法单独证实卡米乐对这次经历记忆的可靠性，但是它确实捕捉到了老匪徒考拉·金泰尔是如何诚实交待他工作暴力性质（尽管他尽力把自己装扮得高贵）。在自传中，金泰尔承认：“不残忍，你就不可能成为黑手党头子。”
尼克·金泰尔在罗马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同时，美国也开了类似的先例。一个美国黑手党分子乔·瓦拉奇由于担心他在监狱会被之前的盟友谋杀，便要求与联邦特工谈话。瓦拉奇是第一个让大家知道美国的黑手党往往用“我们的事业”来指代其组织的人。1963年，瓦拉奇面对一个国会分委员会为有组织犯罪作证时，媒体对其密切关注。当时罗伯特·肯尼迪被其总统哥哥约翰·肯尼迪任命为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把瓦拉奇的证词形容为“迄今为止在情报方面与有组织犯罪和诈骗的斗争中所作出的最大突破”。报道瓦拉奇作证事件的报纸当时非常畅销。
但是很多细心的观察者一开始就指出，瓦拉奇算不上是美国黑手党。他不过是个小卒而已，不会参与黑手党组织内部高层的讨论。相比之下，那个伤心、孤独的老先生考拉·金泰尔进入了犯罪精英圈。他和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所有最有名的黑手党老板密切合作过：“老板”乔·马塞里亚、阿尔·卡彭、“幸运小子”卢西阿诺、文森佐·曼加诺、艾伯特·阿纳斯塔亚、维托·吉诺维斯。令人吃惊的是，考拉·金泰尔用意大利语作的证词至今未被翻泽，西西里半岛以外除了少数几个人知道，几乎不为人知。
金泰尔的故事发生在普通西西里移民向美国人转化的大背景下。但是，在成为美国公民的同时，他们又自相矛盾地成为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民族荣誉感薄弱，这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从巴勒莫、那不勒斯和帕尔马来到埃利斯岛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说着互相听不懂的意大利方言。“意大利”对他们许多人来说只是个抽象名称。在与其他国家来的移民的交流中，他们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意大利人。他们将故国的风俗习惯带到了美国，或者开始了一些新的风俗习惯，比如庆祝哥伦布日〔※（Columbus Day），是一些美洲国家的节日，以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2年由欧洲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哥伦布日为10月12日或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当天正是哥伦布在1492年登上美洲大陆的日子。〕，从而庆祝他们刚刚获得的意大利身份。
意大利裔美国犯罪分子也经历着类似的变化，但是他们融人美国社会则是更血腥、更不择手段的过程。到1920年为止，单在纽约就有100万意大利裔人。不用说，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犯罪分子。但是社区日益增长的财富提供了过多的经济犯罪机会，还加强了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匪徒之间的紧密联系。街头彩票兑奖活动在意大利裔美国人居住区如同过去在意大利数百个城市一样流行。意大利南部的食品也成了他们的争夺目标。他们使用暴力威胁以便从食物交易中牟取利益，如同西罗·特雷诺瓦垄断洋蓟进口生意一样，意大利裔黑手党分子企图控制从欧洲或者越来越多地从美国西海岸进口的橄榄油的交易。
意大利人还成为纽约码头人数最多的种族群体。1880年，纽约95％的码头装卸工都是爱尔兰人。到了1919年，已经有75％是意大利人。他们在东区和布鲁克林尤其占有优势。布鲁克林的红钩区——完全是意大利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是一个犯罪组织所在地。码头的运作机制包罗万象、残暴无情、获利高。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官员恐吓丁人以确保他们对工人招聘的垄断。他们贿赂轮船及码头搬运公司的管理人以确保对工作机会的垄断。他们还通过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城市民主俱乐部——只不过是犯罪集团的一个幌子——确立了政治庇护。走私、抢劫、敲诈肆虐。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许多官员来自同一个血缘家族。他们得到了由艾伯特·阿纳斯塔亚和文森佐·曼加诺这类人操纵的极其残酷的保护体制的支持。
考拉·金泰尔出生于阿格里琴托附近的一个硫磺矿镇。1903年到达美国的时候，他才18岁，还是个有极强自我价值感的粗暴青年——这是黑手党分子典型的基本要素。他来到堪萨斯城，在那里开始了叫卖推销布匹的工作。他是以骗人的手段销售产品的：他当做亚麻卖的布匹根本不是真的，除了少量的样品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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