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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信中，杨人楩重申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特别是目前对中共应采取的态度。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原是有距离的，自由主义者彼此见解不同，因而距离的长度也有不同。自由主义所以反共，并不一定基于个人的恩怨与好恶，而是由于一种独立的认识。任何政治上的主张与理论，无法使每一个人都接受，必然会有与之对立或相反的主张与理论发生。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它就是在这种对立中显示其存在价值，它并不要消灭共产主义。
杨人楩的文章主要是针对中共在内战中所承担的责任。他认为：“自由主义者是无法赞同内战的，假使他不能阻止内战，至少不应助长内战。”①
杨人楩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李孝友即以《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回应。
李孝友基本不赞成杨人楩的观点，他认为杨文认为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之间的对立与距离并不是不存在缩短的可能。李孝友历数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简略历史后，倾向于认为，杨文所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道路，未免脱离中国实际和现世空间。李孝友说：“如果脱离中国空间与时间的背景，未能深刻了解中国的社会，而欲论列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与使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李孝友指出，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正遭双重的苦恼。一方面受全世界两大潮流“自由”与“平等”的激荡，一方面又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他认为，历史交予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课题有二，一是摧毁封建社会，二是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完美的发展。就自由主义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来看，这两个课题中的前一个工作，自由主义与共产党并非格格不入，但后一个工作两者见解悬殊，各异其趣。李孝友认为杨文所谓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不能妥协，似乎言之过早。他认为，促成中共造成承认异己尊重异己的民主风度，与发扬个性冲淡党性的温和气氛是可能的。但必须是在真正的和平到来以后，他的根据是：“大半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中共，我相信他们会接受自由主义者善意的批评，每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当有这种希望，同时也应当有这种信心。”①
不过李孝友在文章中对内战问题的看法与杨人楩并无差异，他也期望中共能够回到政协道路上来，不到最后绝望关头，不诉诸武力。
李孝友文章之后，早年曾是中共党员的施复亮也在《观察》上发表了《论自由议者的道路》参加论战。
施复亮没有批评杨人楩及与其自由主义者的意见，而是集中阐发自己对于中国前途的看法和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他是主张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
施复亮认为，假如中国当前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的前途，便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那么自由主义者只有选择后一个前途而不能有所迟疑。可是从当前的国内外形势看，上述第一个前途绝无实现的机会，第二个前途也还很少有实现的可能。他说“在最近的将来所能实现的前途，恐怕还只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资本主义的经济。”②对这条道路的实现，施复亮认为自由主义者应负极大的责任。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没有被施复亮言中，他认为不可能的那个前途，恰恰在很快就到来了。
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3）
施复亮本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是，自由主义若必须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承认自己是广大人民中间的一部分或一分子，以广大人民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以广大人民的要求为自己的要求。这大概是针对当时自由主义者过分看重个人自由而言的。他还说：“自由主义者在国民党统治下应当努力争取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下也要有勇气争‘自由’；但他争取的应当是多数人的自由，不应当是少数人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①施复亮毕竟是曾直接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人，对政治的运作有切身的体会，所以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分高估知识和理性的力量有委婉的批评，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政治的矛盾是“力量强弱之争”，谁有力量，谁在政治上就有发言权。施复亮在对国共的评价上，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不等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也不等于苏联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以不能完全用欧美的眼光来评价这两个党，无论好坏都应当根据目前的事实。与李孝友的观点一致，他也认为只有在内战彻底停止，和平真正到来以后，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他“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内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施复亮认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他在文章的最后对自由主义的前途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自由批评‘异见’同时充分尊重‘异见’。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努力，在个人方面也许要归于失败，但在民主政治的促进上决不会失败，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会失败。”②这确是对自由主义精神的深刻理解。
在施复亮文章发表之前，《观察》在它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过朱光潜为《独立评论》写的一篇社论，题为《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
朱光潜与杨人楩、陈衡哲、储安平等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基本一致。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保持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他说：“他不参加一个政党，有时因为他要专心致志于他的特殊职业，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趣去做党的活动；有时也因为他觉得有党就有约束，妨碍它的思想与行动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党与党的纷争中，一部分人如果能保持一个中立超然的态度，那对于国家社会有健康的影响。”①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分子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因为自由分子如觉得某一党某一问题是正确的，值得同情的，那自由分子肯定会成为它的朋友。因为自由分子是站在全体人民福利一边，是以公正的态度为民谋福利的。他说：“自由分子是政党的清化剂”，是在野党与在朝党冲突的一种缓冲。”自由主义者是国家至上的，决不会以党派利益而妨害国家利益。
朱光潜对自由分子在中国的地位的评价是：处在夹缝中，左右做人难。他说：“在朝党嫌它太左，在野党嫌它太右。”都以为它是眼中钉，恨不得拔去。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难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的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各方人士郑重考虑一番。”
《观察》的这场讨论持续了近两年多的时间，从《观察》创刊到被国民党查封，这个讨论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杨人楩文章发表以后，还曾有潘光旦就当时刚刚开过的世界自由主义大会发表的《自由宣言》写的一篇长文《读〈自由主义宣言〉》。文章侧重于从本意上阐释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基本精神。②接着郑慎山发表了《释LIBERAL·LIBERLISM》，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概念上阐明自己的理解，并对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中所始用的概念谈了不同意见。随后张东荪又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了不同意见。①这两篇文章着重谈了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概念的来历和在西方的基本含义，没有过多涉及当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及出路。②在这次《观察》的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首先他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40年代，张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