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缏鄣奶饽渴恰端勾罅纸痰剂宋颐恰贰５�11期发表了《美帝在亚洲的新阴谋》的特稿，署名《观察》编辑部。复刊后的《观察》，除了刊名相同外，一切都变了。
复刊后的《观察》没有复刊词，只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的本社同人文章。从这篇文章的文字、风格、叙事方式上看，出自储安平手笔无疑。本社同人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自我批评，学习改造；二、工作任务；三、编辑计划，工作态度。第一部分是文章的中心。全盘否定了以往《观察》的意义和价值。细读这个过去的文本会发现，文章作者在叙述事件经过时使用的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文字，而在评价当时的革命和否定自己的过去时，则完全使用的是源自于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当时流行的报刊语言，其特色是抽象、空洞、雷同，毫无个人行文的风格特征。与储安平往日议政时所采取的客观超然态度已截然不同。文章只剩下一种声音，毫无分析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不加怀疑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整个文章中充满了悔过和忐忑不安。
储安平说：“学习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第一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的。我们只批评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解剖揭发蒋介石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们主观地，自以为是地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决地反对着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至我们在客观上不知觉地好像自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①文章对于自己的过去只敢承认一点，即对国民党政权的批判是做对了，其余则一概否定。这是一个被囚禁的人在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把一切理性、尊严都置之度外的选择、一种无可奈何的辩解，他的心理似乎是只要能生存下去，你让我承认什么都可以。
《观察》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以宣传党的意志、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以劳苦大众为读者的刊物了。对复刊后的《观察》，无法从刊物本身看到往日《观察》作者的直接评价。只能看到来自基层的普通读者的声音。对于复刊后的《观察》，来自基层的沈淑平、吴四维对它提出了愿望。他们作为普通读者，对往日的《观察》虽有不满之感，但都客观地评价了它在过去的功绩，主要不在她的启蒙特色和文化建设方面，而在对国民党的批评。他们希望“更明确地提出为工农服务的，为建设新中国的新文化的总目的。而且我们改造和提高的过程就是明确的和工农一步一步的结合，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明确的路线，光是互相勉励一番是会掉在时代后面的”。②
复刊后的《观察》已失去往日锋芒，对于不同意见也不敢大胆地刊载了。对于复刊后的《观察》，当时的读者也有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被《观察》的编者们小心翼翼地在一则《编者简复》的回答中传达出来，信的读者署名“无名氏”，寄自天津。他痛骂《观察》“一面倒”，对于复刊后的《观察》，他“完全失望”。
对于这位“无名氏”的意见，《观察》编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他理智地全盘地考虑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抛掉自己一切的陈见，坐下冷静地来检查一下自己过去的认识，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圈圈，自己的一个阶级的既得利益；我们应该想一想一般的劳苦工农大众，他们过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现在是翻身了，他们是应该翻身的。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一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
复刊后的《观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50年代初的储安平和过去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也还在写文章，但风格和过去迥然不同，他本来是一个写政论的好手，但现在只能写游记了。他还成了人大代表。这个储安平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储安平了。
1956年6月28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题目是《南疆旅途见闻》。①而同时参加会议的罗隆基的发言却是《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那时罗隆基是森林工业部长，他却在发言中说：“今天我不谈森林工业有关的问题。今天我愿意就国家目前高级知识分子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了解和意见。”②
第十一节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4）
反右之前的罗隆基还是比储安平敢说话。1956年，储安平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游记《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行记之一》。第二年，他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关于新疆的书：《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从这两本书中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个储安平了。
第十二节 储安平在1957年
1957年4月1日，《光明日报》党组撤销，储安平就任总编辑，这次重操旧业，对于储安平来说也是他这一生最后的一次机会。也许是他感觉到了胡乔木对他有好感，也许是他从别处得到了什么判断，他这次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本来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可惜后来发生了变化，他只做了70多天的总编辑就离开了。6月8日，他因为在统战部的发言，而受到批判，他提出了辞职。11月12日，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
储安平初到《光明日报》社的时候，精神很快就恢复到了1949年前的状态，也可以说他是压抑了好多年，这回应该出一出气了。他在报社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他还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在1957年的夏天，储安平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他那留学英国的教育背景，许多年了，他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次既然让说，何不说个痛快。他在《光明日报》社就说过：“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反对报纸报道工作，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认为：“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他一再强调：“搞头条新闻，时间要争，质量可以少一点。”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那时储安平还说过：“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
储安平是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的。“党天下”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的创造，30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储安平的这个发言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有一点要试试看的味道。
巴波在一篇文章中说：“储安平其人是善于思考的，又是大知识分子，见多识广。比如，他要在北京买一所房子，他理解北京要改造，要大发展。他问我，这房子要在什么地方才最保险，才不致因改造旧城而拆掉，我答复不出来。他说他买了白塔寺鲁迅故居近邻的一个院子安家。他说，鲁迅故居这个出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