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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康先生和钱先生的指控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从秦到汉，书生们也确实热衷于伪造经典。
遥想秦汉时代，广袤的华夏大地上，书生一度是珍稀濒危物种——本来就不多，又被秦始皇活埋了不少，剩下的各自躲在阴暗的角落，喘息着，守一盏如豆孤灯，听天地间大风横行，他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像那位姓伏的山东老儒生一样，活着，并且要记住，竭尽全力把被焚毁的典籍记在心里；另一件事就是，大家都做梅先生——从秦到汉，一二百年间，中国书生们一直在辛辛苦苦地替他们的古人写书，不署名、无报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朋友，用尽平生所学，在竹简上一字一字地书写，终于，那无名的书生对自己说：就在此刻，又一部伟大的典籍重新出世……
这件事的结果是，我们很难确认我们的一些基本典籍是否像传说的那样古老，或者它的作者究竟是谁。比如《礼记》写于何时？《管子》是谁写的？《尚书》中哪一篇是古君王的文告哪一篇是后人的编造？《庄子》中哪些篇章是庄子的作品哪些是后人的手笔？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其后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学问家分成今文和古文两大学派，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谁真谁假或者谁更真谁更假，而且这种争论照例演变成了比谁道德更高尚，比谁更会讲故事。
到了清末民初，今文学派出了康与钱两位大师，这两位中，康是讲故事的能手，亲身经历的百日维新都被他自己忽悠得云遮雾绕，而钱先生是五四运动摧枯拉朽的先锋，两位加在一起，学问和想象力和激情均非博尔赫斯能及，讲出的故事撼天动地：刘歆是有史以来最大胆、最成功的伪经制造者，造一个大鼓把中国人蒙了两千年，如今真相大白，传统文化的根基就此碎裂——康写《新学伪经考》，立意就在旧章不可信，从此要维新；钱更是激进，由怀疑一切到打倒一切，既然连《说文解字》里的古文都是假的、都是刘歆伪造的，索性把汉字废了，改用罗马字母，让时间和文化从现在开始，咱们创造一个如假包换的新世界！
但是，且慢。钱穆先生写了一本《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摆事实、讲道理，老吏断案，一板一眼，最终论定康有为、钱玄同两先生的大故事“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原来刘歆并非超人，他的同代人也并非傻瓜，即使在两千年前，他也无法完成那超现实的壮举。
——很扫兴。康与钱在讲故事，这另一位钱先生偏要讲道理、讲常识，故事有审美价值，常识不那么激动人心，但幸亏常识能够捅破故事，我们脚下才有稳定的地面，于是，我现在还是写方块汉字，还在读《左传》、《毛诗》，中国人总算还有一个可以凭依的背景和来历。
但问题仍在：秦汉书生为何热衷于制造伪经？莫非他们像如今的网上才子那般富于娱乐精神？
我以为，原因就在秦始皇帝。这位被当今的中国人热情讴歌的大人物，功业之一就是焚书坑儒。不要以为皇上这么干仅仅是受不了七嘴八舌，始皇帝岂能和你们单位的小头头一个水平？大人物必有大志，始皇帝的大志是，他要抹去天下人的记忆，让时间、让一切从他开始、从大秦朝开始。他才是真的只手遮天，只可惜天不给他时间，否则这件大事他很可能就真的办成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真的从秦朝开始，没有孔孟，没有老庄，没有《诗经》和《离骚》，一切都不曾有。
劫后余生——余下了几个书生，他们在废墟上力图重拾记忆，重新让人们有一个过去。后人很难体会他们的艰难，那是在大火烧过、大风刮过之后，于灰烬中拣出几片残简，他们只能凭此去追索曾经存在的一切。
这种时刻，你让他们怎么办？他们沉默，重新书写。
对此，康和钱不能理解，我认为，他们二位比较理解始皇帝。但对那些沉默的书生们、那些伪经制造者，我怀有最深的敬意。
——一千个博尔赫斯也无从想象他们的绝望和他们不灭的信念。
汉语中的梵音——《长阿含经》
《长阿含经》为《四阿含》之一种。后秦弘始十四年至十五年（公元412…413年），由记宾（今阿富汗南部、克什米尔）僧人佛陀耶舍诵出，凉州僧人竺佛念译为汉文，道士道含笔录。
2002年，在去云南中甸的飞机上，我读《长阿含》，见晚年的释迦牟尼为肉身所苦，他说：“吾患背痛”，他独自坐在一棵树下，这时，一个名叫波旬的妖魔蹦出来叫嚣：“佛意无欲，可般涅磐，今正是时，宜速灭度。”
佛说：“止！止！波旬！佛自知时，是后三月，于本生处拘尸那竭娑罗园双树间，当取灭度。”于是，“魔即念：佛不虚言，今必灭度。欢喜踊跃，忽然不见。”
——我忽然觉得，此时的佛是软弱的，那是类似于受难的耶稣的软弱。释迦或者耶稣，宗教创立者包容和承担着人类的软弱。
“止！止！波旬！”这是佛的声音吗？翻成现代汉语，那个名叫释迦的老人也许正说：“且慢，别急……”他的声音是慈祥的、宽容的、疲惫的？
《四阿含》是声音的奇迹。佛陀入灭后，弟子迦叶在灵鹫山召集五百罗汉共同编订释迦训诲，编订的方式今日看来匪夷所思：先由侍佛二十五年的弟子阿难诵出释迦一段言行，迦叶提出质询，阿难答出相关的时间地点、前因后果，最后众人合诵，确认无争议、无讹误，遂定为一经，如此形成了汉语译文长逾百万言的《四阿含》。
也就是说，整个过程不立文字，佛之言阿难听了，阿难之言众人诵之、传之，神圣的经文存于声音之中、口耳之间，存于记忆，存于心。
——文明的普遍趋向是对声音越来越不信任，声音是风，是水，是红尘，是身体，是人类生活中比较嘈杂、比较混乱的部分，是世俗和大众，相比之下，书写是浮出海面的礁石，它稳固、超越，更像“真理”。人类曾力图以字迹覆盖声音，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主要困难之一是听不到明朝的“声音”，他不知那时的人怎样说话，他意识到，落在书面上的一切已远离人的身体和人的心。
然而，在文明的上游，几个人安详地发出声音，释迦、孔子、苏格拉底、耶稣，他们说出真理，他们坦然地以转瞬即逝的方式呈现永恒。他们何以如此？他们是绝对的天真还是绝对的悲凉？难道正是由于声音之脆弱、微渺，他们成为了人类的伟大导师？
天花乱坠。读《长阿含》，遥想当日我佛说法，必是绚烂、壮美。即使是家常情景，只要释迦开口，你一定会目眩神移。如果释迦和耶稣坐在一起，耶稣就是个寡言的木匠，而孔子或苏格拉底则是简朴的夫子，释迦也许是其中最具神性光芒的一位，他曾是王子，他的声音中有浩大的富丽，是无穷无尽、汹涌澎湃的繁华。
——可以想象，一千几百年前的中国人将为之迷醉。两汉是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雄浑，然而单调，想起汉代、想起三国，你肯定不会想到“缤纷”、“丰饶”、“繁复”，佛经的传入不仅是宗教事件，还是一个审美事件，热带的思维、感性和想象如暖湿气流灌注我们的心灵。
我一向认为印度人是最罗嗦、最烦琐的民族，多年前读佛经，总是惊叹于他们可以在一个点上纹丝不动而任由言语四外蔓延，他们是能指游戏的高手，他们要用八万四千只狗去追一只兔子，他们的耐心举世无双，你会感到，那经文无论是被书写还是被念诵，书写和念诵行为本身就是对“永恒”的模仿。
《长阿含》是佛教原始经文，比较而言，它本色、质朴，但读它依然需要耐心。我在中甸读完了《长阿含》，但我一再自问，为什么读它？它对我有何意义？
没什么意义。我不是佛教徒，我迷恋世间苦。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倾慕释迦庄严而安详的语调，那种梦幻气质，那种博尔赫斯式的玄思，当然，准确合理的说法是，博尔赫斯有释迦式的玄思。在《者尼沙经第四》中，关于“摩竭国人命终生处”，整个叙述隐含着令人晕眩的时间回环，你越往下看，越找不到逻辑上和时间上的起点和终点，一切都是在终结之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