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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解放军的著名海军将领——笔者）。那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回到东北以后，他就组织和领导了东北民主联军，积极抗日，成为一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军队。”②
２５年后的一个１２月１２日之夜，在北京一次有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参加的纪念会上，周总理盛赞张学良是个英雄人物，说“张、杨两将军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个人都作出了重大牺牲，成为千古不朽的功臣。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据高存信谈，那天的纪念会是感人至深的，其中就提到了张学思，他说：“席间（纪念会在北京饭店一楼大厅举行，参加的是张、杨两将军的亲属和旧部、老友，共二十多人——笔者），大家议论了张将军在台湾的近况，并就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进行了猜度。心情最为激动的是张学思同志，他回忆起过去大哥对他的教育与培养，如今，天各一方，怀念之情无法用言语形容。他起立向周总理敬酒时，竟至泣不成声，周总理也怆然泪下，大家怅惋不已。这时邓大姐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总理沉默一会儿，无限深情地对大家说：‘我流下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那时候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总理的话情深意切，含义深远。”③
但在那时，蒋介石并不因为扣留了张学良就减轻对西安的压力，他在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的会议上，虽然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实际不仅没有撤兵，反而继续以重兵进逼西安。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他真要重新发动内战（在给前防的电令中，他特别强调“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且总攻击令必须候中央核定为要。”），他的主要目的要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形势，以使西安内部发生分化，迫使杨虎城等无条件听命于他，并进而控制整个西北。
然而，那时的西安，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张学良的命运，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谁也心里没底。杨虎城急于要知道蒋介石回南京后的动态，特别是张学良的安危，所以很想派人到南京去一趟，却又一时未找到合适的人。后来，几经考虑，还是觉得马文彦去比较合适，因为一来此人和于右任是三原同乡，深得于的信任，二来他可以通过于右任了解情况，所以决定派马前往南京。但马文彦最初有点犹豫，这倒不是他怕麻烦，或怕担风险，主要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曾代表杨虎城和陕西的群众团体去潼关挡过于右任以国民党政府西北宣慰使来西安的骂。那虽然是奉命行事（据杨将军谈，于这次是招降的，我们不受降，所以要给他吃个闭门羹），但总是个棘手的差事，因那次他对于右任很不客气，在潼关火车上的那个不欢而散的场面，他还记忆犹新：
“西北宣慰团”的专列已抵达潼关，由于天冷，于先生食宿均在车上。他一到潼关就给杨将军打电话，让派车来接他，杨说：“我们不要任何人来宣慰，还是请你早些回南京去吧！”就在这时，我上了火车前来行见。于先生见到我吃了一惊，忙问：“是从哪里来的？”我说：
“特从西安而来，有要事要见你面谈。”他似乎已觉察到我此行必有某种特殊使命，脸上神色显得有点紧张。就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杨先生派我来向你说明，他对这个‘西北宣慰团’的到来，坚决表示反对。”于听后更感不快，我说：“杨先生的意思是，你如果要来西安，就请在潼关宣布取消你的‘西北宣慰大使’的名义，以个人身分前来。”于忿然地甩袖出了卧室车厢，顺手把门锁上了。这时，我心里忐忑不安，正在思索时，他又开车厢门进来了，但仍然一言不发。我发现车站上来了一些持枪的士兵，恐情况有变化，就问于先生：“我要走了，您还有什么话讲吗？”他看了看窗外，摇摇头，似乎觉得去西安已属无望，宣慰失败。我立即同他告别……④正因为有过这次潼关挡驾的事，所以对于杨虎城给予他的新的使命，他是有些顾虑的，这也正象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我担心上次潼关挡驾后于还在气头上，不会接见我。杨说：‘我们在南京除了于右任再没有熟知的人，现在情况变了，蒋答应抗日，释放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周先生（周恩来）也说，前些日子挡于也好，不挡也好，于是搞新闻工作的，会做宣传。’我心中仍有顾虑，恐到南京后被于拒绝接见。其实于先生上次被挡潼关后，并未立即返回南京，而是在西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蒋介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离开陕西飞往南京的消息后，他才于二十六日清晨七时许，偕同原班人马颓然离开潼关，二十七日上午回到南京的。我还在犹豫，杨将军又说：‘还是你去一趟好，有关方面也希望你去。你到南京见到于先生后先不要说别的事情，先拿出这个东西叫他看看。’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铅印文件，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共产党的‘四项声明’。杨将军很有把握地说：‘他看了这些东西，一定要说话的。’说罢，请李寿亭拿来一个铁筒香烟，亲自旋开烟盒的铁皮盖子，仔细地把香烟取出，又把烟盒内一层厚纸取下来，轻轻地把文件叠好，紧贴香烟盒的周围，再把原来烟盒内的那张厚纸装进贴实，然后将取出的香烟重新装进盒内，盖好铁盖，才把它交给我，并让我乘当天的火车出发。
“我到南京后，直抵于右任家，适逢他外出未归，我便在客厅里等候。一会儿，于先生回来了，果然上次挡驾的气尚未消除，见到我后他狠狠地问：‘你来这里干啥？’我说：‘杨先生派我给你送个东西，请你看看。’我从铁烟盒里取出那份文件交给他。起初他漫不经心地浏览着，越往后看，态度越严肃起来。他走到写字台前，打开台灯仔细地反复观看着，激动地说：‘我明白了，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哩！“西安事变”的真正内容我才知道！’这时，他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以个人名义进西安看看呢！我趁此机会对他说：‘共产党要求抗日是真的，杨要求抗日也是真的。杨将军要求抗日，你在上海原是赞成的。’他说：‘我赞成杨虎城抗日，并没有同意他扣留蒋介石！’于先生没有刚才那么大的气了，我们便谈到蒋回来后的情况。他向我介绍，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只停了一天，就坐飞机到浙江去了，说是跌伤了腰骨需要休息，其它啥话都没说。至于蒋在西安同三方面达成的协议，答应抗日，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等事情，于先生一点都不知道。于先生说，新闻界也封锁得很紧，连张学良送蒋回京后，现在在什么地方等均不知道。要不是杨先生派你送来这个文件，我们还都蒙在鼓里。’
“第二天中午，于先生从外归来后兴冲冲地对我说：‘你带来的那份文件，今天早上在孙总理纪念周上宣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全文宣读，而且只有十几个小时，共产党的‘四项声明’就在南京宣传出去了。于先生说：‘我昨夜看过这份文件，心里很受感动，深夜也不能入睡。我便想了一个办法，亲自用浆糊把那份文件贴在土地上，让它粘些土，再轻轻地揭下晾干。今天早晨，我请几位老人来看这个文件，并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熟悉的商人，路过陕西农村时揭下来，带到南京送给我的。于是，我就请张继委员在今天的纪念周上把它全文宣读了。’于先生还告诉我，张继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一向是坚决反共的，同时又是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由他宣读，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问于先生张继读后有何反映？他说：‘张继认为“四项声明”讲得很沉重，很感人，看来，“起义在东南，成功在西北”。’其他人听后也都认为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
“我速赶回西安，将南京一行向杨将军汇报，他听后大喜过望，非常高兴地说：‘办得好！办得好！’”⑤
谈起于右任先生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之后，对此一义举立即表现十分关注，他甚至使一向反共的张继也在大庭广众中宣读了西安方面的传单，终于打破了当时南京对事变真相的严密封锁，这确是难能可贵的。于先生为人耿直，廉洁奉公，热爱祖国和家乡，以后也一直深切关心张、杨两将军的命运，并为使他们获释而奔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