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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就在张作霖准备退回东北时，以村冈长太郎为首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行动”绝密计划也正在加紧策划中。最初，他们是准备派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参谋去北京刺杀张作霖。也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获悉这一特殊使命后，河本似乎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对竹下说：“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在华北方面，果真有能够完成那样大胆谋略的可以信赖的人吗？很不放心。万一（搞糟）的时候，如果不让国家和军方承担责任，而只以个人的责任来结束的打算办不到的话，那么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认为好极了，不知会怎样乘机指责呢。让我干吧，别无他途。你若是去华北，要一直径去北京，详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通知我就行。”
河本大作谋刺张作霖的绝招是炸车。
竹下义晴到了北京后，很快便将张作霖将乘火车返奉的计划电告河本，河本立即行动起来，炸车地点他最初选在京奉线的巨流河铁桥，因此处有中国军警监视，怕露马脚，所以改在皇姑屯车站。这里是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在离车站不远处，有一个三洞桥，由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在上面，京奉路在下面，因为桥上是由日军警戒的，便于他们作炸车的各种准备，所以就把这里作为炸车的地点。
在这之后，河本在三洞桥附近设了岗哨，实行戒严，任何人不得靠近。然后调来工兵，放置炸药，安装电动引爆装置，并在一僻静处设立了瞭望台。河本为保万无一失，还计划若爆破失败，便设法使列车脱轨颠覆，并立即让一队伏兵冲过去将张杀死。而在这一切准备就绪后，还特地将两名中国乞丐（原为三人，其中一人逃跑了）先行杀死于桥下，将他们伪装成所谓“南方的便衣队员”，在作案后被炸死的样子，以转嫁罪责，掩人耳目。三年后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也是采用同样手段，密令其守备队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并以此为借口，开炮轰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向沈阳大举进攻的。历史严峻地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很凶恶的，他们为了迅速占领东北，进而吞并全中国，无所不用其极，是什么样的阴谋诡计都会施展出来的。
张作霖的专列是６月３日夜离开北京，开往关外的。
那是一个多少还有点凉意的夜晚，月明星稀，冷风习习。
张作霖是在随行人员的再三催促下，才怀着怅惘和依恋之情与中南海告别的。当时他是“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沙顿系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炸掉一支胳膊，都叫他缺胳膊。他用一支胳膊开汽车，开得很好）驾驶的、在英国定做的大型厚钢板防弹汽车，颜色为黄色，驶往火车站。”⑤那个当儿，车站上静悄悄的，也许是戒备森严的关系吧，除了有一小部分暂留北京的官员在此恭候，以便送行外，车站上是看不到在平时那种熙来攘往的热闹场景的；给人的印象是行色匆匆，神情沮丧，颇有点落荒而逃的情景，这就不能不使古老的北京车站那偌大的月台上，更显得寂寥萧索，呈现着在兵荒马乱年代所特有的那种仓惶、沉寂和凄凉的景象。
当然，要说完全没有一点官场的礼仪和送行的气氛，那也不太符合实际，这也正象司马桑敦刻意描述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城的上空，万里无云，月明如镜（正当阴历的四月十六日）。由西城后沟沿的顺承王府到前门东车站，沿路上奉军的卫队，岗哨林立，警备森严。
午后一时十五分，大元帅张作霖的车队到达了车站，军乐队立刻奏起音乐。车队中的第一辆车是军政府总理潘复，他首先下车，接着是各部总长、侍从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百官。张作霖的座车是第四辆的黄色大桥车，他下车时，着蓝色的大元帅常服，腰间佩剑。
他身材虽然不够魁梧，但步履间却是英挺飒爽。
这时，他的儿子张学良，当时担任第三方面军团长，和第四方面军团长的杨宇霆，以及甫由南京前线败退下来的第一方面军团长的孙传芳等人，都候在站台上欢送大元帅的离京出关。张作霖和他们一一握别。军政府撤退专车一共三十辆，当张作霖踏上车门时，车准时徐徐开动了。张作霖伫立车门的台阶上向送行者一一答礼，一直到专车开出站台，他这才走进车厢。张作霖面上虽然一直维持着镇静的微笑，显然的，他的内心则是不胜其感慨的了。
这是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入主北京中枢的最后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来勉强算是一年的军政府，就此宣告收场了。
这时的张学良，却比他老子有着另一种的感受。车站上送行的一幕，他固然不无曲终人散的唏嘘，与此同时，他却也不无一种万般有了解脱的安堵。也许应该说，他如其兴奋的有感于最后这一幕，毋宁是在迷茫中观赏了这一幕；当然，他不会一开始时便期待着有这一幕。不过，事实上他也并不觉得这一幕来得太属意外。⑥
专车驶抵天津时，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武马找个借口下车了，并且没有再回来。这更引起人们的猜疑，许多人都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出事。当然，对于这位町野先生，现在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张作霖在准备启程出关之前，对于有人可能要加害于他的事，已有所闻，但町野却表示愿亲自陪他返奉，以释张疑。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不是偶然的，是由于他事先知道情况不妙，因而借故溜掉的；但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很可能是奉命行事，并非怕死，或曾充当内奸之类，因此人做张氏顾问甚久，是忠于张氏的。关东军少壮派要谋杀张作霖，他虽然不一定摸底，但是曾觉察到了的，在张作霖准备出关临走之前，他曾提出应在白天到达奉天，已有所暗示，可惜这个提醒未引起张氏的注意。是的，张作霖是有些大意了，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总认为他堂堂大帅，实力雄厚，想打他的主意，岂不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退一步说，即使有些不自量力之徒闹事，大不了也不过躲在一些沟沟洼洼里，朝他坐的火车放点冷枪，骚扰一下，然后就会象兔子似的跑掉，其他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很明显，这是有点反常的，因为张作霖每出远门，在他行经之地，总是岗哨密布，坐有防弹汽车，行有大批卫士簇拥，甚至在乘坐的汽车内都有卫队营长掌握着一挺机关枪，汽车两边也站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这次，不知为什么，据说他不让戒严，一切公开，对于安全问题，似乎还挺有把握似的。究其原因，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他过于轻敌，特别是他只考虑到各派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对于日本人的敌意，对于他此行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估计不足，也是他死于非命的一个关键。有道是：人每反常，即非好兆，出事也就难以避免了。
皇姑屯炸车案，说起来惊心动魄，可在案发之前，却一切如故，风平浪静：
６月３日凌晨１时１５分，张作霖乘专车离开北京遄返奉天，潘复、刘哲、张景惠、王荫泰、英德惠、杨毓珣、何丰林、陈兴亚、于国瀚、阎泽溥及张之六夫人、三子张学曾等３０余人及日本顾问仪峨诚也、町野武马同行，专车共１８辆，张作霖坐在第三辆蓝钢皮车厢，是当年慈禧太后的花车。列车过津时，町野武马、潘复下车，常荫泰上车。过山海关站，前来迎接的黑龙江督军吴俊陞加入，张改乘第四节车厢，紧靠蓝钢皮车厢的后面。
“相传离平时，其密探曾有日人谋害之警告，张问町野武马，町野自请偕行，以释其疑，然町野在津下车，仪峨则继续同行。”（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２１５页）另据时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森岛守人回忆说：“策划炸车阴谋的有关人员，恐怕只有两三个人。……决定以大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阴谋·暗杀·军力——一个外交官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版，第２３页）。
６月４日清晨，５时２３分，天刚破晓，皇姑屯南满铁路车站的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