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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有人批评某些部门“以开放为名，谋垄断之实”，比如说中国油价搞双重标准的“与世界接轨”，国有垄断企业纷纷改制并到境外上市强化了相关行业的垄断等等，显然，凡此种种皆是垄断出了问题，而不是开放出了问题——就像我们检讨中国农村问题时发现农村问题的根子在于有人垄断了城市不让农民进来，而不在于农民挑着被褥走四方寻找出路。如果有人非要说这是开放的问题，那也是中国当下的权力开放得还不够，垄断部门的利益开放得还不够。
【丁学良的药方】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的四种办法》一文中指出，检视过去的二三十年，对于中国重大的社会现象，中国国内的“左派”与“自由派”之间可以说在一切问题上都针锋相对，但在官僚的特权和腐败问题上却能达到惊人的共识。二者基本上都认定，改革以来官僚特权和腐败愈演愈烈。
丁学良认为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二十世纪至少提供了四种可能的方法。
第一种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试过，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试过，那就是军人当政。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非洲、拉丁美洲都发生过多起军人、尤其是少壮派军人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上台，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败无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但是其结果只不过是用枪杆子赶走了腐败的文官集团，但并没有用枪杆子来推动经济的长时期发展。巴基斯坦大部分时候都是军人专制，其后果不过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广泛腐败变成军人集团的封闭性腐败，同时军人又不会搞好经济，所以这种方式只能在极短时间里赶走一个腐败文官体制，不可能使国家在经济上长时间发展。
第二条路子是暴民政治。这个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狂风骤雨般地冲垮腐败特权的官僚体制。其结果是：官僚体制当然被打得鸡零狗碎，但同时社会受到全面破坏，生命财产、教育文化受到的损伤不计其数。这方面，中国曾经深受其害。
第三种办法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中国观摩最多的，是新加坡和香港。这里既没有多党公平竞争的普选制，同时腐败受到严格控制。中国高层这些年来最想引进的就是这种体制，但是这种开明专制整体上对中国似乎并不适合，虽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参照。最大的区别就是规模，新加坡四百多万人，香港700万人，等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中国13亿人口的社会怎么可能像它们那样，在拒绝民众参政和治理腐败之间得到平衡呢？
第四种就是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也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以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势力愈益腐败，把印度尼西亚经济搞垮了。印度尼西亚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因为全国有几千个岛屿、几百个部落。但十多年来，民主化的方向明确，步子虽然摇摇晃晃，一步步走过来，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很显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媒体开放，然后最高层让法律系统独立运转。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
丁学良认为，如果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放在广阔的背景上看，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的官僚制恢复和发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壮大，受不到有效约束的官僚特权越来越促使腐败的精致化、深度化和全面化。同时期里，中国民间以及体制内那些正义的、公正的反腐诉求，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起不了制衡作用。于是可悲的、文革式政治的情绪重新抬头，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上述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的四种方法，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试过两种半，即军阀的、暴民的、半开明专制的，均无效，但又延滞了第四种。
【重温法国大革命】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注意到，假如人们按照旧制度存在末年的样子去描绘旧制度，那么绘出的将是一幅比真容更美却又不太像的肖像。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北美战争并未减慢这一飞跃发展；国家因战争虽然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二十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不过，经济繁荣的背后，不满的情绪也在积聚。国民在精神层面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而且，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地区，恰恰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如果研究法兰西岛旧财政区留下的档案，就不难发现，正是在邻近巴黎的地区，旧制度最早最深刻地进行了改革。在那里，农民的自由和财产，已比任何其他财政区受到更好的保护。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谁知却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那里对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雨果小说《九三年》里反抗革命的人，便是出自布列塔尼地区。
托克维尔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让人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与此同时，旧制度的弊端也显露无遗。这就是财政上的捉襟见肘，1788年法国又一次面临财政危机。和前两次财政危机（1720年和1763年）很快化险为夷不同的是，在权利意识方面已经觉醒的法国人此时已经对王室彻底失去了耐心和信心。虽然路易十六也在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没有跟上社会的节奏。托克维尔将这场浩劫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一个悖论：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了自己的毁灭。
【改革与革命赛跑】
理想的国家结构是国家、社会与市场“三分天下”，国家不能越出权力领域进入市场―价格领域和公民―社会的自治领域。毫无疑问，在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市场与社会正在从国家或者政府那里一点点“收复”自己的疆界。这不仅体现在市场经济中，同样体现在公民社会的建设中。细心者会发现，近年来中国媒体甚至已经开始部分地出现了有关“罢工”或者“游行”的新闻。只不过，“游行”在词语上被改头换面以“散步”等平和的方式出现。2008年“两会”期间，经历了“厦门PX”事件洗礼的厦门市政府发布公告，承诺“公众参与和市民反映强烈的项目不批”。由此可见公民参与在塑造政府性格时究竟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
相较经济与社会变革而言，政治改革无疑更缓慢曲折。谁也不能否认，尽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改革最艰苦或最关键的一段路程尚待开拓。早在1980年，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谈执政党和国家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