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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山上几处最好的位置，都被有钱有势、不懂山水的人侵占去了。再选址只能是南山之下，与山居的原意已属不合，遂遗憾地作罢。
抗战胜利后，一次田汉与洪深同游西湖，从岳坟入白堤，经过一个大宅子，洪深对田汉说：“这房子造得像不像一把手枪？宅主是常春恒。造好这房子不久，他被暗杀了。”
杭州刘庄系广东人刘向刍所建。刘靠豪赌起家，后又以豪赌败家。刘有妾12人，他在院内置一座大坟，本人的墓居中，四周为12妾墓环绕。刘败家后，除第12妾，众妻妾纷纷散去。
民国时期，杭州西湖边上有许多类似刘庄那样的私人别墅，有人悉心考察记录过。如徐庄，“临湖数亩，屋少而精”。如中行别业，原是王克敏第九妹的私产，后因负债而归中国银行，“占地不多，精致殊甚”。如青莲精舍，“依山面水，极见匠心”。如葛荫山庄，“门临大道，双环常掩，往来均由湖道。盖荷花深处，剌艇相迎，其中另有佳趣”。如孤云草舍，是一座红砖造的五层洋房，抗战爆发时，朱家骅任浙江省主席，借住这里，许多重要会议常在此召开。
浦江清初到清华时，系单身教工。分配到的宿舍朝北，不见阳光，冬天甚冷，房间也不大，故“人无有取之者”。浦江清搬入后，书架、床、桌、字画等一布置，顿显出几分优雅。他在日记中写道：“而搴帏外视，适临广庭，丝柳数株，天然韶秀。”
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的营业状况蒸蒸日上，张元济年分红在万元以上。他花5000元在极司菲尔路买了两亩半的一块地皮，请英国建筑事务所设计一幢三开间两层楼洋房，三层为尖顶阁楼。当时的洋房一般是红砖青砖相间，张家则是一色的青砖，门窗用墨绿色油漆，显得颇有特色。张元济在这里一直住到1939年。他乔迁时恐怕料想不到，十多年后，竟然与臭名昭著的“76号”魔窟为邻。
上世纪30年代，张元济七上庐山。他在贺陈三立80寿诗时，注有一句“先后三次亟思追随，终老于此”，足见他对庐山的留恋。后张元济花4000元买下牯岭路118号一所别墅。对面117号是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别墅。蒋介石夏天去庐山避暑时，有时也在熊家开会。如1934年蒋在熊府召开国防会议，恰值张也在山上，蒋曾去张家探望。
民国时期，北平一般人家，独门独院的，门口都钉着铜牌，刻有“赵寓”、“王寓”等。一些有点名气的文化人，则钉块木牌子，刻上自己写的名字。
陈璧为晚清邮传部尚书，民国以后一直在北京当寓公。他家光客厅就好几个，有“内外大小”之分。大客厅是把四大间房子掏空的中西结合式房屋，三面共计20扇大玻璃窗门，南北两面都有宽大的走廊，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中间用一个落地罩把长方形客厅分成正方形的两个区域。一个中式布置，靠墙是大紫檀螺钿官榻，三面雕花栏杆，炕桌，脚蹋，秋香色万寿贡缎坐褥。官榻左右两面各放一座八尺高的大紫檀螺钿穿衣镜。当间为大紫檀镂花圆桌，六个墩子。周边是三对紫檀太师椅并茶几。墙上挂着林则徐和成亲王的大对子。另一个区域是西式布置，五彩地毯，当中放着一大六小七张大皮沙发，前有茶几，后有多宝格、装殿版《二十四史》的檀木箱子。四面窗前都是红木琴案，上放花盆。陈去世后，子孙分家，同居这个宅子，客厅共用。后人陈绵成了导演，便将客厅用来排戏。不少名演员如石挥、张瑞芳、白杨、唐若青等都到过这里。
燕东园在燕园的东门外，是燕京大学教授宿舍。有近三十幢灰砖两层楼洋房，周边是围墙。小楼中打蜡地板、壁炉、地毯、水汀（暖气）、卫生间、冷热水、阳台、庭院等一应俱全。可谓北京当年首屈一指的宿舍区。
张恨水说，他择居的一个必需的条件，是有树木的大院子。
抗战时期，名报人张友鸾住在重庆大田湾，房子破陋不堪。张恨水曾为这房子题名“惨庐”。张慧剑赠名“未完堂”，意为此屋看上去一溜歪斜，似未完工；另一层意思是张妻连生“六个毛”后，又挺上了大肚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叶圣陶在上海一直住弄堂房子。1935年，他撰写一文，详述弄堂结构的房子：“前墙通连，隔墙公用；若干所房子成为一排；前后两排间的通路就叫做‘弄堂’；若干条弄堂合起来总称什么里什么坊，表示那是某一个房主的房产。每一所房子开门进去是个小天井……天井跨进去就是正间。正间背后横生着扶梯，通到楼上的正间以及后面的亭子间。因为房子并不宽，横生的扶梯够不到楼上的正间，碰到墙，拐弯向前去，又是四五级，那才是楼板。到亭子间可不用跨这四五级，所以亭子间比楼正间低。亭子间的下层是灶间；上层是晒台，从楼正间另一旁的扶梯走上去……弄堂房子的结构确乎值得佩服；俗语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弄堂房子就合着这样的经济条件。”
梁实秋也曾专文谈及这种“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较之叶圣陶，似乎有所发挥，等于为叶文作注：“一楼一底的房没有孤零零的一所矗立着的，差不多都像鸽子窝似的一大排，一所一所的构造的式样大小，完全一律，就好像从一个模型里铸出来的一般。”“王公馆的右面一垛山墙，同时就是李公馆的左面的山墙，并且王公馆若是爱好美术，在右面山墙上钉一个铁钉子，挂一张美女月份牌，那么李公馆在挂月份牌的时候，就不必再钉钉子了，因为这边钉一个钉子，那边就自然而然地会钻出一个钉尖儿！”“门环敲得啪啪地响的时候，声浪在周围一二十丈以内的范围，都可以很清晰地播送得到。一家敲门，至少有三家应声‘啥人？’至少有两家拔闩启锁，至少有五家有人从楼窗中探出头来。”“厨房里杀鸡，我无论躲在哪一个墙角，都可以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我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生火，我可以看见一朵一朵乌云似的柴烟在我眼前飞过。自家的庖厨既没法可以远，而隔着半垛墙的人家的庖厨，离我还是差不多是近。人家今天炒什么菜，我先嗅着油味，人家今天淘米，我先听见水声。”“厨房之上，楼房之后，有所谓亭子间者。住在里面，真可说是冬暖夏热，厨房烧柴的时候，一缕一缕的青烟从地板缝中冉冉上升。亭子间上面又有所谓晒台者，名义上是作为晾晒衣服之用，但是实际上是人们乘凉的地方，打牌的地方，开演留声机的地方，还有另搭一间做堆杂物的地方。”
林语堂到上海后，没住弄堂房子，生活较之一般文人要优裕一些。他住在善钟路一套西式公寓里，书房、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等一应俱全，但没有车库和佣人房间。他家雇有一男一女两个佣人。男的住在外面，每天来上工；女的因为要照顾林的三个女儿，住家里，在厨房地板上打地铺。后来，林搬到愚园路一所相当宽敞的花园洋房中，庭院很大，林荫花草环绕，又是今非昔比了。
在重庆时，吴稚晖住在一个小商店的后房，睡一张双层的木架床。屋子又黑又小，床前那张小桌子，仅一尺来宽，二尺来长。蒋介石曾来此访吴。
上世纪30年代，学者杨振声在北平时，每年夏天都在颐和园内赁屋而居，用大约300元可以租一个夏天。杨振声对梁实秋说：我过的是帝王生活。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对鲁迅一生的最后一处寓所有极其细致的叙述：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的玩着。
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裳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筒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某某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是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