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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曹雪芹”也和“红楼梦”三个字一样，是家喻户晓了的。曹雪芹已成为人民的儿子。至于他应该叫曹雪芹，或者应该叫曹霑，正如《红楼梦》应该叫《红楼梦》，还是应该叫《石头记》，这都成为次要的了。
也正如“荷马”是个行吟诗人的名字，还是几个诗歌的收集者的共名，这都不妨碍我们对希腊史诗的欣赏，也无损于荷马的形象——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盲诗人的伟大形象。
通过《红楼梦》，使人们心目中对曹雪芹已经具备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已经活在我们的心里，人们都在心中早已为他立起了不朽的丰碑。这印象和丰碑，经过时间巨浪的洗磨，将更加丰富、更加高大起来。而且，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创作出一个曹雪芹的形象来。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我所追求的，不过是要求尽可能地忠实于历史的真实。但是，对于细节的真实的处理，它要通过形象来使人得到感动。这就不能不在历史的真实上予以艺术的加工，处理方面也就不尽相同了。
请允许我再啰嗦一遍，我不是写传记，我是写小说。只要那种种虚构是合理的，不是损害人物，而是丰满人物，就是应该的。至于曹雪芹的史实到底怎样，这就请求读者还是按照专家、学者的判断来判断吧！我们更要尊重他们的辛勤劳动！
同时，我也不想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有的则是自我杜撰。每件事都“查三代”，是很使人恼火的。小说中有些来历也很可能就是杜撰。如果，虽有依据，恰是个不可靠的依据，那又如何理解呢？而且，说老实话，曹雪芹就大胆宣言，他要杜撰。因此，写他的时候，杜撰也是会得到他的允许的。大概也会得到读者的允许吧！
比如：对曹雪芹的生年，我基本采取了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15年的说法。但实际写来，却又提前了两年。我认为就写曹雪芹这个人物来说，这样写有许多好处。而小说则是从1722年开始。因为那时，皇室的明争暗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特殊表现，消费和生产的不平衡，皇族特权的膨胀和官僚机构的庞大，海外接触的频繁……种种情况，都交错在一起。
雍正元年，写曹雪芹十岁，这只是为了使他稍大一点儿，稍稍冲淡他一些早熟的痕迹。另外，雍正元年发生的事情比较繁多，大体都关系到后来情节的发展。为了铺平垫稳，只得先向纵深开拓，这也是不好越过的事儿。因此，在上卷中只写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当然，如按编年体来算，我再蠢，也不会每年都写上二三十万字的。希望曹雪芹早些长大，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一个伟大人物的小时候，是不好写的。尤其是曹雪芹，写来毫无凭依，而又必须和他的将来处处关联着，也就是要伏见到他的未来。这个分寸，是不易掌握的。我何必自讨苦吃呢？现在，是这样写出来了。但后面的困难仍会接踵而至。本来，在创作的道路上，康庄大道是没有的。这也就得像初踏上月球的月行车，试着前进吧！这里就更需要得到读者的广泛支持，使我有信心把他塑造得比较接近本来面目，和读者取得共鸣。
又比如：为了说明曹雪芹幼时受到娇养，我采用了我国传统习尚，给他取了一个女孩子的乳名，叫“占姐儿”。待到稍长，才命名为霑。曹雪芹自己起了好多别号，后来才以“曹雪芹”为名了。
另外，为了把曹雪芹和曹寅能够具体地联系起来，我塑造了一个可能有的人物——李芸，并使她作为曹寅、李煦、孙文成三家兴衰的见证人。
同时，我使曹雪芹小时到北京做福彭的伴读。福彭曾经是乾隆的伴读。曹雪芹成长的年代，正好是乾隆时代。福彭很年轻就袭了郡王爵位，同曹家的命运是关联着的。
再比如：脂砚和畸笏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两人。但在艺术处理上，我认为两个人更好些，这样我就把他们作为两个人了。多一个与曹雪芹同时代的人来评《红楼梦》，在衬托作者的主题思想时，就会更加生动。所以，我便把脂砚作为曹雪芹叔叔的同时，把畸笏作为另外一个亲戚了。
当然，脂砚对《红楼梦》来讲，是很重要的！在文艺批评上，他也算是有些眼光的。他应该有他自己的地位。对待这样一个人，应该是极端严肃的。但是，我现在为了烘托曹雪芹，就不得不忽略了他独立的价值方面。这也是要声明在先的呢！
《红楼梦》是不是有个底本的问题，这已有许多专家学者们论列过了，我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但我在写曹雪芹时，写他有过一个底本，这个底本就是《风月宝鉴》，它的作者是脂砚斋。这也是吴世昌同志早就有过的说法。我这样写，并不是就把现存《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矛盾都解决了，也并不同于事实就真是这样，只是作为一种艺术处理才这样写的。曹雪芹的思想境界，比脂砚设计的要高许多倍。而在脂砚、畸笏评阅《红楼梦》时，他们又未能更深地理解曹雪芹，往往过多地沉溺于过去生活的回忆中，如此而已。
我们不应该把曹雪芹写成完美无缺的理想中的人物，而应该把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借用科学的语言来说，他有他自己的阶级烙印，他受到他那个时代的制约。
对曹雪芹说来，他本来可以说，万物皆备于我。这必然导致他认为世界是不动的。但是，客观实际告诉他，世界不但是动的，而且总是向着它对立的方向转化。白昼可以转向黑夜，黑夜可以转向白昼，天可以转为地，地可以转为天，地在天下，天又在地下。
证之人事，也是如此。他的家族，以及李煦、孙文成的兴衰过程，都说明些什么呢？推而及于其他方面，也都在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人们对于事物，得先知道它是什么，才能进而知道它是怎么样。曹雪芹亲身经历了巨大变动，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乾隆全盛时代，对于这个时代作出科学论断，我是无能为力的。我也不存这种奢望。但我们可以分析当事人——曹雪芹。他的认识过程，这对我们是必要的。而且应该说，也是我们要写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写什么，和怎样写。
曹雪芹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生活，就是曹雪芹的生活。人民是他的根，生活是他的源。生活又是不能割断的。我写的虽是历史，但它植根于生活的真实。离开生活的真实，也不可能写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对现实的理解，也不可能有对历史的理解。历史的功过，总是要以它给予今天和明天的作用来衡量的。我是坚决反对“影射”这个玩意儿的！因为它对生活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因为影射本身就违反历史。
不管《红楼梦》作者是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个说法，大概是可信的。再加上后来续补的时间，就不止十年了。但是，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还没有整理出一个完整的体例来。在很短的期间，要我为《曹雪芹》规划出一个“凡例”来，我自己也未免太不自量了。
我凭着意识之流，尽情抒写，以致前后矛盾，引证谬误，种种毛病自会是车载斗量的！我的智能是那么有限，比起前人来，一是天上，一是地下，有着无可比拟的差别。错误和疵谬就更加难免了。可并不能因此就推卸责任。责任我是要承担的。我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但是，有许多问题，不是靠概念来解决，而是要靠实践来解决。写《曹雪芹》时所遇到的问题，也只可能在创作过程中求得解决。
我信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为它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失去这个方针行不行呢？铁的事实证明，不行！现在，我们才离针毡，重沐春风，我愿以极度兴奋的心情来珍惜每一寸时光，把《曹雪芹》早日呈现人民大众之前，作为我衷心的奉献！
现在，这不成熟的《曹雪芹》上卷初稿，已经单行。恳请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以便将来我能把它改写好！
我在此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