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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贵族阶级的一种政治抗议，是小资产阶级要求恋爱权利的彻底贯彻。马格利特用全部肉体和灵魂来响应着亚猛的革命，是马格利特意识到人的自觉。马格利特终于牺牲了自己的卑贱的灵魂而完成了一个高贵的小姐的身份和权利，是马格利特把这件事情不当作爱情事件来处理的最大的证据。是马格利特把爱情部分牺牲了，作到了完整的政治的说明。但这一切是隐藏在一个感伤的爱情故事之下进行着。
在歌德时代的德国，对于虚伪的社会秩序的斗争，是隐藏在维特对于夏绿蒂的求爱里，而以维特的死，宣言了这个不可调协性。维特写道：“冒险吗？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愚蠢的字眼？……我们的市民的，我们的虚伪的秩序……这才是真正的冒险，完全的畸形！”
维特的意思是说，他和夏绿蒂的恋爱是极自然、极平常的事，并不是什么叛逆的冒险，而是日常生活的感情的契合。维特的激愤，终于是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了赌注，而作了新道德的殉教。用可以死去的决然的心情宣言了人类真正的道德规律，用这种感情宣言了人的自觉的胜利。恩格斯说：写作“维特”的时候，歌德完成了最大的批评事业之一。“维特”绝不是单纯的伤感主义的爱情小说，像歌德的读者从来根据“人的理解”所想的那样。“维特对夏绿蒂的恋爱不过是一条杠杆，不过是彻底的情绪的泛神论之悲剧的担当者”。维特的自杀，“不是为了恋爱，是因为抱着不幸的泛神论的意识的他，不能究明自己与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维特以艺术的技巧，告发现代社会的一切腐败，披露社会疾痛的最深的根底，它的宗教的哲学的基础”。维特是用生命来向旧社会秩序攻击着。但是这一切的进行，是隐藏在一个感伤的爱情故事的底下进行。
在屠格涅夫时代的俄国，利沙和拉夫列茨基的恋爱，是正义和正义的联合，利沙的走向拉夫列茨基是利沙对于正义的卫护行为。拉夫列茨基已经是中年人了，利沙还是个小女孩，利沙是爱光与美的，而光与美在拉夫列茨基身上都已经退了色了，而利沙无条件地走向他，支持了他的颓败的心情，支持了他的被欺骗之后的沮丧，是利沙自顾地支持了正义。因为拉夫列茨基的夫人是俄国贵族阶级的市侩主义的典型，拉夫列茨基的夫人的无耻和自私正是沙皇制度下的贵族政治的结晶，利沙鄙夷它，所以利沙和被它损害的那一面联合；利沙的走向拉夫列茨基，是正义胜利的脚音。利沙担当了拉夫列茨基的夫人的讪笑和轻藐，是利沙担当了政治的抗争，是利沙担当了俄国未来的命运，利沙牺牲一切自己的光与美，而投向阴冷的闸门里去，从来没有考虑到妥协，是利沙用人的真纯揭示了她对于贵族政治的彻底的憎恨。但这一切的政治进行也是掩盖在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感情里。
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法兰西共和国的英勇的行进震撼了全世界，德谟克拉西的浪潮卷进了德国的土地。这时在德国首先被唤起的是德国女人对于文学的激情。这种形式也是很微妙的。她们这种内心的奥秘，据亚历山大·赫尔岑的说法，在四十年代的德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的激动。
他在《一个家庭的戏剧》那篇文章里，对于这种表绪的分析，曾作了一段精致的描写。
德国人，尤其是德国女人有着许多虚假的激情——这是指那些自己造出来的、空想的、不自然的对文学的嗜好。这是一种痴狂，……一种到了热狂的读书癖，一种人为的、淡薄和感情高扬，时时等待着受到大的影响或感动，并不去管有没有充足的理由。
这不是故意装假，这是认识错误，这是一种心理的放纵，伦理的歇斯底里症。这病症并没有给她们什么损害，不过引起了她们的许多眼泪，许多快乐和悲哀，许多烦闷和感动。甚至像贝丁娜·冯·阿尔宁（是歌德和斐多汶同时的女友）那样敏慧的女性，她一生都不能够免掉这种德国病。它的形态也许会有变换，它所牵涉的问题也许不同，可是对事情的心理上的处理方法还是一样。一切皆归于各种不同的变化，皆归于各种差别程度的淫逸的泛神论，即是对自然对人所采取的一种宗教地性爱的，与夫理论地钟情的态度，这态度并不使那些寺院中基督的新妇或世俗的女信徒——她们耽于祈祷中得到的性爱的喜悦——排斥浪漫的贞洁或理论的淫逸。她们都努力想做真正的从良娼妓……精神上的姐妹。她们这样做是由于好奇心以及她们对于犯规（她们自己决没有勇气去做）的同情。她们随时准备着担承别人的罪过，纵使别人并不要求她们这样做。她们中间最热心的并不进入到实际生活中去，便经历了激情的各个阶段。她们在别人的书本里面，或者在她们自己的原稿中间，仿佛代替别人经历了一切的罪过。
在所有热情的德国仕女中间有一个差不多普遍的现象，这便是她们极端崇拜天才，极端崇拜一切伟人；这种宗教是从威玛时代起的，是从维兰德、席勒、歌德的日子起的。然而因为天才不多见，海涅住在巴黎，洪波尔特又太老、太实际，她们便怀着一种饥饿的失望去追逐那些优秀的音乐家和画家。弗南兹·李斯特的容貌像闪电一般掠过所有德国女人的心胸，在她们的心上留下了高额长发的印象。
因全德国共同崇拜的伟人究竟少见，她们只得去找本地的天才，任何人只要在某一方面有所表显，便受着她们的崇拜；所有的女人都爱上了他，所有的少女都为他疯狂。她们都给他绣背带和拖鞋，她们秘密地匿名地送他各种纪念品。四十年代中在德国发生了一种巨大的精神的激动。
这种精神的激动是她们政治要求的感情的表现。“她们这样做是由于好奇心以及她们对于犯规的同情。她们随时准备着担承别人的罪过，纵使别人并不要求她们这样做。”
她们这种做法也许是幼稚的，但是常常要加强后来殉教者的鼓励。在中华民国创造时代的殉教者秋瑾女士，她的出发点，和这些德国小姐们是相同的，她没有做了些什么，她是让人家拍手拍死的。但是即使在鲁迅先生的笔下，秋瑾（夏瑜）光辉的人格之上，也是被用悲悯的心情放上了一个胜利的花环。秋瑾在中国一直做着女性的抗争的象征。这种象征，像农民的女儿贞德一样屹立在人民大众的面前，发着灿烂的金光。所以在估计秋瑾的时候，不能直觉地来看的，应该看见她英勇的情绪之下强烈的政治号召。
中国的批评家对于政治的嗅觉是迟钝的，他们不能把过去的作家的政治思想发掘出来，他们听惯了御用文人的政治宣传，他们便随便地拿过来衍用，比如清谈误国，典论论文，李白仙才，长吉鬼才，《金瓶梅》是淫书，书边还曾抹过药的，《石头记》是禅书，看了可以大彻大悟。……他们上尽了御用文人的当，御用文人把这里面的政治意义、政治感情完全模糊了，还给它一副绝对艺术的面貌，使它脱离了一切劳动的、经济的、社会的关系，文章就是文章，好玩好玩罢了。他们也这样地接受。
到了民国创造时代，蔡元培先生首先注意到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红楼梦》价值的估定。他说这是一部民族主义的作品，是宣传反清复明的作品，贾宝玉爱红，便是厚爱朱明的一个大证据。贾宝玉和林黛玉结合的不能实现，是贾宝玉民族运动的悲剧的影射。
到了五四时代，胡适提倡重新估价，他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红楼梦》就是描写树倒猢狲散的贾家的散场。但是胡适运用着“自然主义”这四个字的时候，他并没有懂得法国左拉的自然主义是什么，他说的自然主义和左拉的自然主义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字面上的吻合。《红楼梦》的自然主义的成分还得在估计了法国的自然主义之后才能估计得正确。
在对付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时，我们还得像研究马格利特、曼侬·来斯戈、利沙、索尼雅、夏绿蒂——那样的人物一样，得作深一步的探讨。
《红楼梦》的作者，在我很小时候，就和他接触了。我常常偷看我父亲皮箱里藏的《红楼梦》。我知道他和我同姓，我感到特别的亲切。等到我看了汪原放评点的本子，我就更喜爱他了。我作了许多小诗，都是说到他。这种感情与年日增，渐渐地，我觉到非看《红楼梦》不行了。也许我对《红楼梦》的掌故并没有别人那么深，但我的深不在这里，而在“一往情深”之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