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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等人身上是不是又有了新的交叉点呢？
三、不是巧合的巧合
曹雪芹写《石头记》花费了十年心血。戴震在《原善》成书以后，于1766年开始着笔，用十年时间，写了《绪言》一书，写此书的动机，用戴震自己的话来说，是“发狂打破儒家中太极图”。写成以后，他对此书重新作了增删。1777年改定后，易名为《孟子字义疏证》，成为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写作实践的过程，也是探索追求的过程。他们都以不同的方法在积蓄力量，创造最有力的武器。都是以挖封建社会的墙脚作为最终的目的的。我们说曹雪芹和戴震都在自己的代表作中花费了十年心血，可以说是个“巧合”。但是，曹雪芹和戴震用去的都是毕生心血，这就不再是什么“巧合”了。
另外，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披着“不干朝政”的外衣。《孟子字义疏证》也是表面披着“经言”的外衣，骨子里表述自家独特思想。戴震在《疏证》姐妹篇《原善》序言中也说：“余始为《原善》之书三章，惧学者蔽以异趣也，复援据轻言，疏通证之。”这不是明白告诉世人，要了解戴震的真实思想，须在“经言”的特殊解释中才能得到吗？他怕人们“习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觉”。这些“先入之言”，就是指老庄释氏之言，早已浸淫于人的心目之中。他反对“以神为有天地之本”。戴震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独创性，是清醒的。在反对老庄释氏的同时，也反对以礼教为代表的儒家。
我们看到，文学家曹雪芹和哲学家戴震两人之间，有这些相似相通之处，他们处心积虑地要使自己的背叛封建社会利益的思想，能够为后人所理解，他们企图不被别人“所蔽”。
四、“生死一之”的精神
曹雪芹和戴震，他们都是可以往上爬的。但是，他们都舍弃了这条路，却有意地向下层接近。虽然是有限度的，但由于他们是有意做的，所以是可贵的。也可以说，他们走了他们自己的道路。
戴震避难到北京时，做王安国儿子王念孙的教师。在这以前，还做过《四库全书》总编辑纪昀家的西席。
王念孙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戴震在纪昀家可能为时不久，就和纪昀闹翻。纪昀对戴震甚至要“攘臂扔之”，纪昀骂戴震是“诽谤清身之士，助长流污之行”的人。
曹雪芹生平好友爱新觉罗·敦诚的《四松堂集》，曾由纪昀作序。纪昀称敦诚的著作“自成一家”。称赞他的为人时说“其亦人杰也哉”。
敦诚在《过寅圃墓感作》二首中，有“谁编昌谷飘残帙，渐说当年沈亚之”之句。敦敏曾把敦诚的诗抄录一过，敦诚有感于此，写了以上两句诗。
敦诚赞曹雪芹的诗作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樊篱。”可证他自己也是追寻李贺的诗路的。沈亚之的作品有的已经失传，据说他的诗也是“险崛”的一路，这都和曹雪芹的艺术观点有相近的地方。但纪昀对曹雪芹似没有提及，这也是值得探讨的。
五、对屈原的共同理解
曹雪芹和戴震，两人对于屈原的评价，同样都是不同凡响的。据俞平伯统计，《红楼梦》引用《离骚》、《楚辞》的词句有八处之多。
朱熹说，屈原为人“不可以为法”，屈原的思想不是周公孔子的思想，是不足为训的。
和朱熹相反，戴震谈到屈原时说：“私以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对自己作《屈原赋注》的目的，明白说出，是为了使读《楚辞》的人“明其学，观其心，不受后人皮傅用相眩疑”。这也是为屈原思想作明辩，使屈原的真实思想不致受到朱熹的歪曲。这说明戴震看得多么深远透彻。
《红楼梦》写宝玉在《芙蓉诔》里引用了屈原不同世俗的论点：被舜殛于羽山的鲧，由于“婞直”而身亡。以鲧的死同晴雯的死相比，认为都是“直烈遭厄”。
在这里戴震的“至纯”的观点，也正和曹雪芹的“直烈”观点会合为一事。
曹雪芹由于亲闻亲见了许多历史真实，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而执笔写出了《红楼梦》这样一部千古至文，从而成为如陈独秀所说的“盖世文豪”。
戴震写《原善》，也是由于“习所见闻，积非我是”，是针对当时社会思想的痼疾而发的。和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一样，也是他观察世态的总结。戴震写成《疏证》，自觉“乐不可言，吃饭也别有甘味”。。电子书下载因为他体会到自己使命的完成。曹雪芹则用诗人的笔法写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也是希望世人能够理解他写书的真正目的所在。他们生存的意义，何等相似！
戴震死后，他的同乡姚鼐骂他说：“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锦庄、戴东原（震），卒皆身灭祠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
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也曾诅咒曹雪芹说：“唯属笔之曹雪芹实有其人，然以老贡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怜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里说：“此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楝亭之子曹雪芹所撰，……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覆其宗。世以为是书撰之果报矣。”
这些人都以戴震和曹雪芹绝祠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可见他俩触动封建社会何等深广，使卫道之士对他俩发出了同样的诅咒声音来！仇者的可笑可怜，只能证明：曹雪芹和戴震有同等的伟大这一历史事实。
他们死后受到如此诅咒，生前当然也不会不受到冷遇。
秦蕙田提议起用戴震和钱大昕负责刊正韵书，都被乾隆驳回。乾隆还下谕禁止戴震讲学。他的《原善》，也不得不“藏之家塾，以待能者发之”！
戴震的友人钱大昕说：“休宁戴震少不誉于乡曲”，“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汪中也说，戴震“自奋于末流，常为乡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
《八旗文志》里面居然没有曹雪芹的名字，可是曹雪芹的光辉，正与时俱增。
至于在思想方面，单就“性才一本”这一点略加考查，就可以看到，曹雪芹与戴震都是相近的。这里就不作具体分析了。
戴震青年时，曾就学于大商人汪梧风的“不速园”，幼年随父做过小商贩，平生足迹都在一些大商埠活动，出入于徽州、南京、宁波、扬州、太原、北京一带。他的游踪几乎也有和曹雪芹游踪相比拟的地方。
因此，他们两人揭出的某些根本观点，和那时代兴起的市民阶层适应，也是毫不足奇了。
综上所述，曹雪芹和戴震虽然出身截然不同，但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走到成熟期的时候，却表现出某种相同的思想特征来。
曹雪芹和戴震呼吸同时代空气，有着相应的时代振幅。这一点，是值得探讨的。
曹雪芹是位伟大的艺术家，对于他的思想脉络，在向纵深探求的同时，向横阔的方面作些考察，也是必要的。正如我们读《十日谈》或《源氏物语》时，如果能探求一些薄伽丘和但丁的关系，紫式部和白居易的关系，在这些方面作些发掘，就会使薄伽丘和紫式部这些人的面貌，更清楚地呈现出来。
1982年6月于北京
（原载《江淮学刊》，1982年第4期，1982年7月）
曹雪芹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曹雪芹生活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代，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正在冲击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斗争因之也非常激烈。康熙开创博学鸿词科，雍正颁布《大义觉迷录》，大兴“文字狱”，对凡有“华夷之辨”的思想的人都要加以镇压。“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1到了乾隆时代，一批御用文人，大肆吹嘘什么圣朝盛世，也掩盖不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统治阶级竭力提倡孔孟之道，推崇程朱理学来镇压束缚人民思想的同时，反映新兴社会力量的思想家戴震等人，猛烈批判程朱的反动理学，光辉地发展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戴震同时代的曹雪芹，以自己的独特方式，用假语村言来创作小说，对程朱理学进行抨击，表达了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个问题过去很少被人触及。因为，研究曹雪芹思想的人，都感到他留下的东西太少了。这样一位艺术大师、思想家、世界文豪，只给我们留下一部未写完的《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