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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脸色看上去够恶心的，”史蒂夫说，“噢，我这可是在关心你。我真为你担心，你的太太也是。你必须把安眠酮和可卡因停了，否则你会把命搭进去的。我也是过来人。当时我的毒瘾几乎和你差不多。但我没你有钱，所以不可以陷得太深，或者，我陷得和你一样深，不过我戒的速度很快。但对你来说，你这么有钱，估计一时半会儿也没法说戒就戒。我只是恳求你赶紧戒了，否则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吸毒的人永远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我懂你的意思，”我诚恳地说，“我向你保证，背伤一治愈我就戒掉。”
史蒂夫赞同地点点头，不过他的眼神仿佛在说，“还是眼见为实。”
当我脚踩离合器，将手动挡换至4挡时，全新、洁白、12汽缸、450马力的法拉利特斯塔罗萨发出了F–15战斗机在加力燃烧时的尖叫声。就这样，我嘴里叼着一卷优质大麻，在跨岛公路上穿梭着，车子以120英里/小时的速度在昆士区西北部又行进了1英里。我们的目的地是广场大酒店。尽管卡特最近一直很健康，但女公爵仍然紧张不安。或许在广场大酒店住两个晚上对我们很有好处。
刚过7点，我们走进了广场大酒店的旋转门。这是纽约我最喜欢的一家酒店。不过，不爽的是，刚进房间没多久电话就响了。
我们看着电话，心里一沉。除了正在照看卡特的珍妮特和娜丁的母亲外，再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天哪！肯定有坏消息。这再清楚不过了。响完第三声后，我说：“或许这是前台打来的。”
我将手伸过去，抓起了电话，“你好！”
“乔丹，我是苏姗娜。你和娜丁必须马上回家。卡特烧到40。5度，他现在已经一动不动了。”
我看着女公爵。她看着我，等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过去6周来她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从未见过她如此紧张不安过。如果我们刚出生的儿子不幸夭折的话，这对她将是致命的打击。“亲爱的，我们需要现在就离开这儿。卡特发烧了，你妈妈说他现在一动不动了。”
我的太太并没有哭。她只是紧紧地闭上了双眼，抿着嘴唇，开始点着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两人都知道，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反正上帝就是不希望这个无辜的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至于原因，我想不出。但现在不是流泪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家对我们的儿子说声“再见”。
眼泪就先留着，到时注定会泪流成河。
穿过昆士区—长岛边界时，法拉利的时速已到了125英里了。“求你了！再快一些！我们必须赶快送他去医院，再晚就来不及了！”女公爵说。
我点点头，踩了下油门，车子像火箭般迅猛向前方冲去。不到3秒钟，时速已到了140英里，而且还在继续上升——超过时速75英里的车子时仿佛它们都在原地静止不动。至于为什么我们告诉苏姗娜不要将卡特送到医院，我不是很确定，不过这应该与“我们想在家中见到他最后一面”有关吧。
很快，我们就上了车道；法拉利还没有停稳，女公爵就冲向了前门。我看了看表：晚上7点45分。从广场大酒店到橡树街开车通常需45分钟，而我只用了17分钟。
从曼哈顿回家的路上，女公爵用手机和卡特的儿科医生通过话，预断结果非常可怕。在卡特这个年龄，伴有全身不动的极度高烧很可能是脊膜炎。脊膜炎分两种——细菌性和病毒性的。这两种都是致命的疾病，但区别在于，如果他成功挺过病毒性脊膜炎的初期，那么他就可以完全康复；然而，对于细菌性脊膜炎，他极有可能在失明、失聪和智障中度过余生。这太令人难以接受了。
我一直在想，父母该如何学着去爱身患这类疾病的孩子。我偶尔会在公园里看到智障的小孩子。这真是件令人揪心的事——看着父母尽其所能，为孩子创造哪怕一点点的快乐。我一直对他们向孩子展示的深深的爱心存敬畏——尽管他们可能会感到尴尬，尽管他们会感到愧疚，尽管这对他们的生活会造成明显的负担。
我真的能够做到吗？我真的能够应对自如吗？当然，“我能够”这种话很容易说出口，但说着容易做着难。去爱一个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你永远没有机会建立感情的孩子……我只能祈求上帝能赐予我力量，让我成为这样的人——一个好人——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毫无疑问，我的太太可以做到。她似乎与卡特有一种极不寻常的亲密关系。这就像是从钱德勒懂事起，我和她之间的关系一样。事实上，即便现在，当钱德勒极为伤心谁也安慰不了时，总得靠爸爸救场才行。
而卡特，不足两个月大，却已经以这种奇迹般的方式向娜丁做着回应。仿佛只要娜丁一在他身边，就可以让他安静、舒服，感觉一切都本该如此。总有一天，我也会和我的儿子如此亲密，是的，如果上帝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做得到。
走到前门时，女公爵已经将裹在蓝色毛毯中的卡特抱在了怀里。值夜班的洛科将揽胜（Range Rover）开到门前，做好了飞速将我们送至医院的准备。向车子走去时，我将手背放在卡特小小的额头上，我完全惊呆了——他真的是快烧焦了。他仍有呼吸，不过已经很微弱了；全身也十分僵硬，已经一动不动了。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和女公爵坐在车子后排，苏姗娜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上。洛科曾做过纽约警察局侦探，所以他对红灯和限速根本不放在心上。而且，鉴于目前的状况，这样做也合情合理。我拨了佛罗里达州格林医生的电话，不过他不在家。接着，我打电话给我的父母，告诉他们在曼哈斯特北海岸医院碰面，那里比犹太医院近5分钟。此后，大家一路沉默不语，不过此时仍没人流泪。
之后，由抱着卡特的女公爵带头，我们冲进了急诊室。卡特的儿科医生已经和医院通了电话，所以他们正在等着我们。我们从坐满面无表情的人的候诊室跑了过去，不到一分钟，卡特就躺在了检查台上，医生正用一种闻起来像外用酒精的液体擦拭着他。
一位眉毛浓密、长相年轻的医生对我们说：“这看起来像是脊膜炎。我们需要你们授权做一个脊髓抽液。这是一个风险很低的程序，不过这始终存在感染或——”
“快他妈的给他做脊髓抽液！”女公爵迅速说道。
医生点点头，我太太所用的语言似乎丝毫没让他感到羞辱。毕竟，她有权这样讲话。
之后就是焦急的等待，也不知是过了10分钟还是两个小时，他的烧稍微退了些，降到了38。9度，接着，他开始控制不住地大哭起来。那是一种极尖利叫声，很难用语言描述。我心想，这是不是婴儿即将被剥夺最基本的能力时的哭声，仿佛他本能地意识到即将降临到他身上的命运而在痛苦地放声大哭着。
我和女公爵坐在候诊室浅蓝色的塑料椅上，相互倚靠着，紧张地等待着结果。我的父母和苏姗娜陪在一旁。麦克斯先生来回踱着步子，尽管墙上贴着“禁止吸烟”的标志，他却照抽不误，我真同情哪个敢让他熄灭烟头的人。我母亲满面泪水地坐在我身边，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惊慌过。苏姗娜坐在她的女儿旁边，不再谈论政府阴谋之类的话语。宝宝在心脏上有个洞是一回事，这是可以修复的；而如果一个孩子在失聪、智障和失明中成长就要另当别论了。
这时，医生从双层自动门走了出来。他穿着蓝色的医院手术服，脸上没有表情。我和女公爵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向他跑了过去。他说：“贝尔福特先生、太太，很抱歉，脊髓抽液结果呈阳性。你们的儿子患有脊膜炎。这……”
我马上打断了医生的话：“是病毒性还是细菌性？”我抓着太太的手，紧紧地攥着，祈祷是病毒性脊膜炎。
医生深吸了口气，又缓慢地吐出。“是细菌性，”他很难过地说，“我非常抱歉。我们都非常希望是病毒性的，但抽液测试已经得出了结论。我们将结果核查了3遍，不会有错。”医生做了个深呼吸，接着说，“我们将他的烧降到了37。8度，所以看起来他好像已经没事的样子，不过，患有细菌性脊膜炎将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巨大损伤。现在我们还无法准确说出损伤程度与位置，不过这通常会导致失明、失聪以及”——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寻找着适当的措辞——“某种程度上会丧失心理机能。我很抱歉。他一旦脱离了急性期，我们将召集部分专家估测实际的损伤程度。不过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是向他注射大剂量的广谱抗生素来杀灭细菌。现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