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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律师办公室提起犯罪调查请求。说来说去我都是死路一条！
我开始在脑海里设想可能的场景。证券交易委员会90％的案子都是在民事层面上解决的。只有当证券交易委员会感觉极其异常时才会将案子转至联邦调查局进行犯罪调查。但是，如果证券交易委员会无法展开调查——如果他们的工作遭到瑞士人的阻碍——那么他们如何能确定哪些属于异常情况，哪些不是？事实上，我正在做的事情中，大部分根本就没这么可怕，不是吗？
我做了个深呼吸，说道：“噢，这些听起来倒挺公道的，不过我想知道，美国政府怎么会知道该锁定哪家银行，我是说，他们怎么知道该往哪家瑞士银行发传票？这些账户均没有户名，只是以数字做代码。因此，除非有人给他们透露消息”——我忍住不看卡明斯基——“告知他们您把钱放哪儿，或者除非您太不小心，留下了某种书面上的把柄，否则他们怎么会知道从哪家银行开始查？他们犯得着猜您的账户号码吗？瑞士的银行有1 000家，每一家可能有10万个账户，加起来就有几百万个拥有不同账户代码的账户了。这就好比是大海捞针，根本毫无可能的。”我将目光直接对准了索雷尔。
沉默了一会儿，索雷尔回答道：“这又是个很好的问题。但回答这一问题前，我希望您允许我先给您简短地上一堂瑞士银行业的历史课。”
这倒不错。了解过去的历史非常重要，这正是过去我和阿尔·艾布拉姆斯早餐会谈时他向我灌输的思想之一。我点点头说：“请讲。我对历史着实感兴趣，尤其是当它与我面临的情形有关，即考虑在一个不熟悉的国度里做生意时。”
索雷尔笑着说：“代码式账户的概念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尽管作为保护客户隐私的方式之一，所有的瑞士银行的确都会为客户提供这一服务选择，不过每个账户都会与名字进行捆绑，并在银行记录中进行保存。”
说完后，我的心猛地一沉。索雷尔继续说道：“很多年前，那还在‘二战’以前，事情可不像现在这样。您知道，那时，瑞士银行家采取的标准做法是，开立账户，账户不与姓名挂钩。一切都基于个人交情与私下交际。很多账户都是以公司名称开立的。但和美国公司不同的是，这些公司没有名头。换句话说，谁真正持有公司的股票就被视为合法所有人。”
“但接着，阿道夫·希特勒和卑鄙的纳粹党来了。这是我们历史上很不幸的一章，也是我们极不愿提及的一章。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帮助犹太客户，但最终，我想我们做得还不够。贝尔福特先生，您知道，我是法国人，但我可以代表在座的诸位说一句话，那就是，我们多么希望当时还能多尽一份力啊。”说完，他停顿了一下，很严肃地点着头。
在座的每个人，包括小丑卡明斯基——他就是个犹太人——也同情地点着头。我猜想每个人都知道丹尼和我都是犹太人，我不由自主地想，索雷尔是不是冲着我们故意说的这番话。又或者他根本就没动这个心思？不管怎么说，他还没开口讲话，我就已经提前想得很远，很清楚他接下来要讲什么。事情很简单：在希特勒横扫欧洲，抓了600万犹太人并将他们关在毒气室中杀死之前，很多人都能将钱转入瑞士。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首次上台执政前他们就已经有了不祥的预兆。然而，把钱偷运出去可比把自己偷运出去要简单得多。事实上，除丹麦外，欧洲各国均禁止数百万走投无路的犹太人在该国寻求庇护。大部分国家都和希特勒秘密达成了协议，只要希特勒同意不袭击该国，他们就会将犹太人赶出本国。对于这些协议，一旦将所有的犹太人关进了集中营，他马上就翻脸不认账了。随着一个个国家相继沦陷，犹太人纷纷四处逃散寻找藏身之处。瑞士在接受犹太人金钱的时候动作如此迅速，而在接收犹太人时却如此不情愿，这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纳粹最终被击溃后，很多幸存的犹太子女前来瑞士寻找他们家的秘密银行账户，但他们根本无法证明自身的合法权利。毕竟，账户没有与姓名挂钩，而是以数字表示。除非这些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准确地知道他们的父母将钱存到了哪家银行，与哪位银行家做的交易，否则他们是无权提走存款的。直到今天还有几百亿美元仍然无人认领。
紧接着我想到了更加黑暗的一面。这些瑞士人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这些幸存的孩子是谁却不予理睬？我甚至有一个更坏的念头：那些全家被杀光的犹太孤儿中有多少人准确地找到了银行，找对了瑞士银行家，却遭到蒙骗。天哪！这真是悲惨！只有那些最高尚的瑞士银行家才会做到正直与公正，确保合法继承人得到他们应得的财产。这就是人性。犹太人的钱就这么永远找不回来了，转而纳入了瑞士银行系统之中。
“因此您就知道，”索雷尔说，“为何现在要求瑞士开立的每个银行账户都需要有一个受益人的名字。这是规定，不可破例。”
我转过头看看丹尼，他轻轻点着头，潜台词却是：“这真他妈的糟糕。”
回酒店的路上，我和丹尼一言不发。我盯着窗外，脑海中却一直闪现数百万死去的犹太人，他们仍在努力寻找他们的钱。此时，我的大腿内侧仿佛火烤一般。如果不是遭受着这么可怕的慢性疼痛的折磨，我或许就能戒掉吃药的习惯。此刻我感觉自己精力充沛，神采奕奕。至少已经24个小时没有吃药了，我的思路如此清晰，仿佛此刻不管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我都能想出对策迎刃而解。不过，对于瑞士的银行法我能怎么办？法律就是法律，而且看着阿尔·艾布拉姆斯出事更证明了一个不变的真理：绝不可将不懂法作为违犯法律的借口。事情再简单不过了：如果我要在瑞士日内瓦联合私立银行开立一个账户，我就要提供一份护照副本，接着银行会将该副本存档。如果美国司法部发出一份与股市诈骗——当然，这在瑞士亦属犯罪——有关的犯罪传票，那么我就完蛋了。即便联邦调查局调查员不清楚哪个账户是我的，或者我与哪家银行在做交易，这也并不会使他们放慢步子。他们的传票将直接发至瑞士司法部，司法部紧接着会向该国的每家瑞士银行发送一份函件，要求各银行提供传票中涉案个人名下所有的账户记录。
这是一定的。
天哪！我倒不如接着使用我在美国的那些代理人呢。至少即使他们被传讯，他们作伪证就是了。虽然这想法不地道，但至少不会留下书面把柄。
等一下！谁说我必须得向银行提供我自己的护照了？也没规定说我不能让我在美国的哪个代理人来瑞士用他的护照开立账户。联邦调查局在我的瑞士代理人中找到我的美国代理人的概率有多大？这是双重代理！双重保护！如果美国发出传票，要求提供与乔丹·贝尔福特相关的记录，那么瑞士司法部就会向银行发出函件却一无所获！
想到这儿我琢磨着，何必要用我现在的代理人呢？过去我筛选代理人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忠诚，二是能够在不惊动国税局的情况下快速赚取大量现金。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可不好找。我的首席代理人是艾略特·拉维尼——他迅速成了一个恶魔。他不仅是我的首席代理人，而且正是他向我推荐了安眠酮。他是美国最大的服装制造商派瑞·艾力斯（Perry Ellis）的总裁，公司总部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服装区。但他高高在上的地位可稍有误导之嫌。事实上，他的疯狂程度可是丹尼的10倍。真的，看起来似乎毫无可能性，而实际上，跟他相比，丹尼可就是小儿科了。
艾略特每年从派瑞·艾力斯捞取几百万美元的好处——他与海外工厂进行秘密交易，海外工厂提高生产成本，每件服装派瑞·艾力斯需多付1～2美元，然后工厂把这部分钱再转给艾略特。当我通过发行新股票让艾略特赚钱时，他就会用从海外工厂收到的现金和我结算。这是笔完美的交易，不会留下丝毫的书面把柄。但艾略特对我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他的赌瘾和毒瘾让他忘乎所以，他对我的付款也越来越慢。到现在为止，他帮我代理新股票已欠了我将近200万美元的利润，但如果我完全跟他切断关系的话，毫无疑问，这笔钱也就打了水漂。因此，我选择慢慢地逐他出局，继续让他从新股票中赚钱，同时偿还债务。
尽管如此，艾略特的办事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他已为我赚得700多万美元现金，再加上另外的1 000万美元，现在已安全存放在美国境内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