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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到了等候室的另一边，胖胖的布莱德和迈克正在填写书面材料。我将手伸进口袋，掏出那60美元。“给，”我对胖胖的布莱德说，“你可以把这60美元收回。我打算留下来了。”
他笑着点了点头，仿佛已经猜到了这一切。“做得好，我的朋友。”
就在他们离开前，我对他们说：“别忘了给贝瑞吉的女公爵打电话，告诉她与驾驶员联系，否则他们会在那儿等上几周。”
“噢，为贝瑞吉的女公爵干杯！”胖胖的布莱德假装举杯敬酒。
“为贝瑞吉的女公爵干杯！”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着。
接着，我们拥抱了一下，并承诺会保持联系。不过我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再联系了。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现在他们该继续忙下一个案子了，而我也该戒毒了。
第二天一早，一种新的疯狂状况开始了——清醒状态下的疯狂。我上午9点左右醒了，感觉异常的精神。没有戒毒的症状，没有宿醉，也不想吸毒。我现在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戒毒阶段，明天才开始。我仍在排毒科。在前往餐厅吃早餐的路上，我脑中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仍然无法联系到女公爵，她似乎神秘失踪了。我曾往老布鲁克维尔的家中打过电话，和格温通过话，她告诉我她没看到娜丁。她仅往家里打过一次电话，和孩子们通了话，她甚至都没提及我的名字。由此，我猜想着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
早餐后，我正往房间走，这时，一个看起来很强壮的家伙——就像一条凶残的鲱鱼，脸上挂着一副极其怀疑的表情，他正在向我招手。我们在投币电话旁碰了面。“嗨，”我伸出手说，“我是乔丹。你好。”
他小心地和我握了下手。“嘘！”他向四周扫视了一圈，“跟我来。”
我点点头，跟着他回到了餐厅，选了一张远离他人的方方的午餐桌坐下。此时，餐厅里人已经很少了，大多都是一身白衣的员工。我把这位新朋友看作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傻子。他的打扮和我相仿，也是T恤衫、牛仔裤。
“我叫安东尼，”他伸出手来要再一次握手，“你就是昨天乘坐私人飞机来这儿的家伙吗？”
噢，天哪！我原本想低调一次，不想做出头鸟。“是的，就是我，”我说，“不过，如果你能保守秘密的话，我将不胜感激。我只想保持低调，好吗？”
“我会守口如瓶的，”他说，“不过，在这个地方想保守住什么秘密可不容易。”
这听起来有点古怪，事实上是有点儿失去人性。“噢，真的吗？”我说，“为什么？”
他又环顾了一下四周。“因为这个地方就像奥斯威辛集中营。”他悄悄说道，接着朝我眨了眨眼。
这时我意识到，这个家伙并没有完全疯掉，或许只是一点点而已。“为什么这里像奥斯威辛集中营呢？”我笑着问道。
他耸了耸他那壮实的肩膀。“因为这里充满了折磨，跟纳粹死亡营没什么两样。你看到那边坐着的员工了吗？”他用脑袋示意了一下，“他们是德国党卫军。火车一旦把你在这儿放下，你就永远都无法离开。另外，你还得在这里出苦力。”
“你说什么呢？戒毒方案不是只有4周吗？”
他紧紧地抿着嘴唇，摇着头说：“或许这只是针对你，不是针对我们其他的人。我猜你应该不是医生吧？”
“不，我是个银行家——不过我现在基本上算是退休了。”
“真的吗？”他问。“你怎么会退休呢？你看起来就像个小孩子。”
我笑了。“我不是小孩子。不过，你为什么要问我是不是医生？”
“因为这里的人基本上不是医生就是护士。我是一位脊椎指压治疗师。在这里，像你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其他的人之所以来这儿，是因为他们都失去了医生开业执照，所以这里的员工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除非他们说你已被治愈，否则你无法重新拿到执照。这真像场噩梦。有些人来这儿已经超过一年了，他们仍在努力拿回他们的执照！”他凝重地摇了摇头，“这太疯狂了。大家都互相出卖对方，以讨好这里的员工。真变态，你绝对想象不到。病人像机器人一样到处走着，胡扯着关于戒酒互助会一类的废话，假装他们已经康复。”
我点点头，完全听明白了。像这样不正常的体制——员工竟拥有如此大的权力，这绝对会引发虐待事件。谢天谢地我不会受这份苦。“这里的女病人怎么样？有没有很火辣的？”
“只有一个，”他回答道，“一个绝对的性感尤物。如果以10分为满分，我会给她打12分。”
这让我精神为之一振！“噢，是吗，长得什么样儿？”
“她是个小巧的金发女郎，身材好得没话讲，五官很完美，一头卷发。她真的很漂亮，真的是极品中的极品。”
我点点头，心里提醒自己离她远点儿。她听起来是个麻烦人物。“这个叫‘道格·塔尔博特的家伙有什么故事？那些员工都把他当神一样敬着。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妄想症朋友咕哝着，“他就像阿道夫·希特勒。或者，他应该更像约瑟夫·门格勒博士（有奥斯威辛集中营“死亡天使”之称的人类学和基因学专家）。他是吹牛大王，他把我们每个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和其他两个人可能除外。不过，你还是得小心行事，因为他们会利用你的家人对付你。他们会向你太太灌输思想，告诉她，除非你在这儿待上6个月，否则你会毒瘾复发，将你的孩子放到火上。”
那天晚上，大约7点左右，我往老布鲁克维尔打电话，寻找失踪的女公爵，但她仍然不见踪影。不过我还是和格温通上了话，我向她解释说我今天已经和我的治疗师见了面，我接受了预诊，诊断结果是，我是强制性购物狂以及性欲狂，这两项基本属实，不过跟他们的业务毫不相关。不过我的治疗师告诉我，将对我设定金钱限制——只允许我占有仅够用于自动售货机的钱。
我问格温，她能否往几双卷起的袜子里塞几千美元，然后通过UPS寄过来。我告诉她，它们很可能会瞒过纳粹秘密警察的“法眼”，不过，这对她来说应该不成问题，尤其是过去9年来，她一直是我的得力干将之一。
让我难过不已的是，在我和格温挂电话前，钱德勒来到电话旁说：“你因为将妈妈推下楼梯而去了亚特兰大吗？”
我回答说：“小家伙，这是原因之一。爸爸病得很重，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如果你现在还在生病，我可以再一次把你的病亲走吗？”
“很有希望，”我难过地说，“或许你可以亲走妈妈和爸爸两人的病痛。”我感觉双眼已经充满了泪水。
“那么我会努力的。”她极为严肃地说道。
我咬着嘴唇，克制自己不要哭出来。“我知道你会的，宝贝。我知道你会的。”接着，我告诉她我爱她，然后挂了电话。那天晚上上床前，我跪了下来，默念着祷告——钱德勒可以亲走我们的病痛。之后，一切又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做好了与阿道夫·希特勒的化身——或者是约瑟夫·门格勒博士——见面的准备。整个戒毒所的病人和员工今天早上要在礼堂参加定期全体会议。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隔离的宽阔空间。礼堂里摆放了120把圆木椅，整齐地摆成了一圈，房间前面是一个小讲台，上面摆着一张演讲桌，当日演讲者将在此与大家分享他或她的毒瘾苦痛史。
现在，我作为一位病人，坐在一大圈有毒瘾的医生和护士（或者，在我看来是来自塔尔博特火星的火星人）之中。此刻，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今天的特邀演讲者——一个看起来很伤心的女人身上，她40出头，臀部大得出奇，长着一脸痤疮，一看就知道她是那种经常服用精神药物的精神病人。
“嗨，”她害羞地说着，“我叫苏珊，我……呃……我是酗酒者和吸毒者。”
房间里所有的火星人，包括我在内，都做出了回应，“嗨，苏珊！”听到这句，她脸红了，然后沮丧地（或者说是胜利地）点了下头。不管怎么说，我确信，她是世界一流的说教者。
现在，房间里一片寂静。很显然，苏珊并不太擅长在公众面前演讲，或者，或许她的大脑已经因为她服用的那些药物而短路了。苏珊在整理思绪的时候，我趁机打量了一下道格·塔尔博特。他正坐在房间前排，两边各有5名员工。他有一头短短的雪白的头发，看起来将近60或60出头。他的皮肤有些苍白，方方的下巴，冷酷的表情，通常是那种凶残的典狱官脸上才有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