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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他的手，试着帮他挨过一阵阵甚至连吗啡也只能缩短而无法使之消失的疼痛时，这愿望变成了事实，他们使它变成了事实，而这改变了她。
在黑斯廷斯村的唯一神教堂举行的追悼会上，帕蒂想起了沃尔特父亲的葬礼。这次的葬礼也同样来了很多人——至少有五百。看上去，韦斯特切斯特的每一位律师、法官、现任公诉人和前公诉人都来参加了，那些为雷致悼词的人都说着同样的内容：他不仅是他们所认识的最能干的律师，也是最友善、最勤奋、最诚实的律师。他职业声誉的广度和高度让帕蒂晕眩，而对坐在她身旁的杰西卡而言，这一切都是个全新的发现；帕蒂已经能够预见到（事实证明，准确无误），杰西卡事后将会向她发起责难，公平的责难，为她剥夺了她了解外祖父的机会。阿比盖尔走上讲台代表家人致辞，她想要表现得风趣，出来的效果却是不得体和自说自话，然后，她利用失控的悲痛抽泣，部分地挽回了她的形象。
直到家里人在葬礼结束后陆续离开时，帕蒂才看到后面几排长凳上坐了一百多个来自弱势群体的各色人等，当中大多数是黑人、拉美移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高矮不一，身着西服或裙装——显然是他们所拥有的最体面的衣服，耐心而庄重地坐在那里，显然比她更熟悉葬礼仪式。这些是雷以前为之提供过免费服务的老客户或者那些客户的家人。在随后的招待会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包括帕蒂在内的爱默生一家人面前，握住他们的手，看着他们的眼睛，简短地对雷为他们做过的工作表示感谢。为那些他拯救过的生命，扭转过的不公，以及表达出的善意。帕蒂并没有完全被这一切吹昏头脑（她深知在这个世上，行善的背后是家人付出的巨大代价），但她还是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不由得想起了沃尔特。现在她只是感到后悔，在沃尔特为保护其他物种而斗争时，她却处处为难他；她发觉自己当初那样做是出于忌妒——忌妒那些鸟儿在他眼中那么纯粹地可爱，忌妒他拥有这种去爱它们的能力。她希望她现在可以走到他面前，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清楚地告诉他：我敬爱你，因为你的善良。
她很快发现她尤其要感谢沃尔特的一点是他对金钱的淡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足够幸运地培养出自己对物质的淡漠，然后，就像幸运的人会拥有更多的好运气一样，她嫁给了沃尔特，她一直视之为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他对物质的不贪婪，直到雷去世后，她被拽回到家人与金钱有关的噩梦当中。爱默生一家人，正如沃尔特多次告诉帕蒂的那样，代表着一种贫乏的经济。就他的喻意（也就是说，情感上的贫乏）而言，她有时候能够看出他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因为她是作为一个局外人长大的，没有参与家人对物质的竞争，所以她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雷的父母那份永远令人觊觎却又永远不可撼动的财产——贫乏的人为性——是她家人种种麻烦的根源。直到在雷的葬礼结束后的那段日子里，她逼迫乔伊斯作出明确说明，了解了爱默生家族位于新泽西的祖屋的故事，听说了乔伊斯如今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她才彻底明白了过来。
情况是这样的：作为雷在世的配偶，乔伊斯现在拥有了那座乡间庄园，那是六年前奥古斯特去世后由雷继承的。当帕蒂的妹妹们，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恳求雷“处理”那份地产（也就是说，卖掉它，把属于她们的那笔钱分给她们）的时候，雷当然能够一笑置之，不予理睬，但是现在他不在了，乔伊斯每天都要承受来自两个女儿的压力，而她却不具备承受这种压力的先天优势。然而，不幸的是，除去雷对祖宅在感情上的不舍这点之外，雷当初无法“处理”这份地产的其他原因仍然挡在她的面前。首先，如果卖掉祖宅，雷的两个兄弟就可以来理直气壮地要求分取一大部分房款。此外，那栋石头房子里现在住着帕蒂的弟弟埃德加和他的妻子加琳娜，以及他们很快就要增加成四个的孩子们，而且房子已被埃德加擅自进行的一系列“翻新”搞得不成样子，由于他没有工作，没有存款，又有很多张口等着要吃饭，所以到目前为止，“翻新”工作就只进行到局部随意拆毁这个程度。而且，埃德加和加琳娜威胁说，如果乔伊斯把他们赶出祖宅，他们就去以色列的西岸聚居点定居，带走乔伊斯这辈子唯一的几个孙子，靠一家设立于迈阿密的基金会的救济过活，而那家基金会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挑衅式宣传令乔伊斯极其不安。
当然了，乔伊斯的噩梦是她自愿招来的。当年在学校里拿奖学金的她被雷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家庭出身、他的家族财富和他的社会理想主义所吸引。她不知道自己被卷入了一个怎样的家庭，不知道她最后将要付出的代价，不知道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她将忍受种种令人厌恶的怪癖、孩子气的金钱游戏和奥古斯特专横无礼的对待。她，贫穷的布鲁克林犹太女孩，很快就用爱默生家的钱去西藏、马丘比丘以及埃及的几处地方旅游；与达格·哈马舍尔德＇2＇、亚当·克莱顿·鲍威尔＇3＇共进晚餐。像许多从政人士一样，乔伊斯不是个健全的人；她甚至比帕蒂还要不健全。她需要觉得自己非同一般，而嫁入爱默生家加固了她的这一感觉，当她开始生育孩子，她需要觉得她的孩子们也非同一般，唯有这样才能弥补她内心的某种欠缺。因此，便有了帕蒂童年的副歌：我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别人家有保险，但是爸爸不信任保险。别人家的孩子放学后打零工，但是我们更希望你们去开发你们非同一般的天赋，追寻你们的梦想。别人家不得不为应付突发事件所需的款项发愁，但是祖父的钱意味着我们不必如此。别人要作现实考虑，要工作，要为将来存钱，但是就算祖父为慈善活动捐了那么多钱，外面仍然有一大罐金子在等着你们。
多年来乔伊斯一直传递着这些信息，一直纵容她的孩子们的生活被它们扭曲，如今，面对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要求清算那份地产的压力，她用颤抖的声音向帕蒂坦白说，她觉得“不安”且“有一点点愧疚”。在过去，她用一些隐藏的方式表达着她的愧疚：不定期地转给两个女儿数目可观的现金，不去评判，比如说，类似阿比盖尔在某天深夜赶到垂危的奥古斯特的病床前，从他那里要到了最后一张一万美金的支票这样的行为（帕蒂从加琳娜和埃德加那里听说了这个把戏，他们认为这太不公平，但在她看来，他们更多地是在懊悔他们自己怎么没有想出这种好点子）。看到她妈妈一向隐藏于她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背后的愧疚，现在在大白天于她自己的孩子们面前表露无遗，帕蒂感到一种有趣的满足。“我不知道我和你爸爸做了什么，”她说，“我猜我们的确做了什么。我们的四个孩子当中有三个都没能作好准备……作好准备去，嗯，独立养活他们自己。我猜我……哦，我不知道。可是如果阿比盖尔再次要求我卖掉她祖父的房子……我猜，我想，我活该受这份罪，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猜，以我自己的方式，我多少是有责任的。”
“你只不过需要勇敢地面对她，”帕蒂说，“你有权不受她的折磨。”
“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同，如此独立，”乔伊斯说，“你似乎没有这些方面的烦恼。我是说，我知道你有烦恼。但你似乎要……更加坚强一些，不知怎么回事。”
毫不夸张：这是帕蒂人生中最得意的十个瞬间之一。
“沃尔特是个了不起的养家人，”她反驳说，“他是个好人。这一点不无帮助。”
“那你的孩子们……他们……？”
“他们像沃尔特。他们知道怎样去工作。乔伊可能是北美洲最独立的孩子。我猜他这点部分是受了我的影响。”
“我真希望能多见见……乔伊，”乔伊斯说，“我希望……既然现在情况不同了……既然我们已经被……”她发出一种奇怪的笑声，刺耳，非常的不自然，“既然我们已经被原谅了，我希望我能多了解他。”
“我相信他也希望这样。他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很感兴趣。”
“哦，不过，我可一点儿也不确定我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恰当人选。或许他应该和埃德加谈谈。”乔伊斯再次发出那种奇怪、不自然的笑声。
其实，埃德加并没有比她们变得更像犹太人，除了在最被动的那些意义上。九十年代早期，他做了任何一个拥有语言学博士学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