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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最大的发明，则是一种叫“柏克莱之马”的道具。
那是一个设有特别支架的衬垫的梯子，嫖客被捆绑在梯子上，他的脸从一个框框里露出来，生殖器则从另一个框框里露出来，一位妓女站在他身后，用鞭子抽打他的背部及臀部，另一位妓女则站在他的前面，抚玩他的生殖器。
“柏克莱之马”使柏克莱夫人在八年时间，净赚了一万英镑，在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款项，由此，可知它受欢迎的程度。
由于性的施虐被虐历来都被人们视为是一种败德的、堕落的性刺激，因而，性的施虐被虐总是表现得相当隐秘。
然而，尽管如此，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在汗牛充栋的爱情小说中，有性的施虐被虐意味的小说，却绝非少见。
这些小说，均极度感官化，大部分涉及对无辜少女的肉体与精神折磨，而在最后一章，则往往以美德获得最后胜利及恶人受惩等“警世”格言来收场。
虽然，绝大多数的作者，都是为了钱而写作，但它们的畅销，正表示读者亦有此种品味。
事实上，无法自己从肉体折磨中获得快感的人，似乎总是特别喜欢这种“苦中带甜的”施虐被虐的幻想。
此类书刊，翘楚当推法国的沙德（Marquis de Sade，1740？1814）以及奥地利的马叟克（Leopold von Sacher Masoch，1836？1895）。
沙德这个人，在1777到1790年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监牢里度过的，罪名是给一些妓女服用过量的催情剂（俗称“西班牙苍蝇”的一种春药），而使她们陷入半中毒状态中，其它时间，则是躲在酒吧的阴暗角落里或疯人院度过。
他，具有别人所无的第一手资料与经验、文学风格、机智、丰富的想象力与敏锐的判断力等，这，使得他能写出描述各种性变态，特别是从肉体折磨中获得快感的小说，传神而逼真。
在沙德1791年出版的处女作“贾斯汀”（Justine）里，不幸的贾斯汀，象待宰的鸡一样被捆绑起来，贪婪的野蛮人在她身上嗅个不停；后来，她和一名外科医师逃了出来，但这位外科医师却想将她活体解剖，在逃出虎口后，她又落入恶狼手中，看似彬彬有礼的君子却是个杀人魔；最后，在由上苍所降的一阵雷电中，她满含泪水地离开人世。
有史以来，无辜而纯洁的少女从未在小说里受到象沙德所给予的那种彻底的迫害；
而马叟克，则是从1870年开始，大量出版以男人渴望女人折磨他们为主题的小说及短篇故事。
在马叟克最有名的小说“穿皮衣的爱神”里，冷艳、傲慢、着皮衣、皮靴、皮手套的女主角婉达（Wanda）说：“每个人都需要另外一个人来折磨他，有人养一只狗，我呢，有一个情人”，男主角西佛林（Severin）则说：“非常奇怪，我发现自己喜欢痛苦，什么也比不上一个标致女人的虐待更能煽起我的激情”，婉达在引诱西佛林坠入爱的陷阱后，将他吊起来，然后，手上拿着皮鞭，出现在他面前，皮衣、鞭打与高贵而如恶魔般的美女是马叟克小说中一再出现的主题，“美女自她的绿瞳中发出冰冷、贪婪而怪异的眼光，扫向她的俘虏，她走过房间，慢慢穿上一件系着红丝带的貂皮大衣，拿起一条短柄的皮鞭，准备惩罚她的禁脔，‘你渴望受罚，我就要鞭打你。’她的爱人双膝跪下，哀求说：‘请你鞭打我吧！’”。
它，为后世的被虐狂提供了所有基本的“行头”。
现在，我们所说的“施虐狂”（sadism）一词，即是冠以沙德之名，而“被虐狂”（masochism），则是以马叟克的名字来命名。
第三节 自杀
自杀，是转移的一种特殊方式。
所谓自杀，也就是将焦虑以一种有意剥夺个体自身生命的方式，加以表现出来。
例如，司马迁，这位我国汉朝时伟大的历史学家，因在汉武帝（公元前156~公元前87）面前为兵败于匈奴的李陵（？？公元前74）说话，而下狱受宫刑（即阉割），八年之后，在“报任少卿书”里提起这件惨痛往事时，仍说：“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戳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阉割后的心理打击和心理剧变后，他借发奋著书，逃逸到心灵隐蔽的避难所中，终于，留下不朽巨著《史记》，但当他全部完成《史记》后，生命冲动的本能再也无由升华了，于是，他，在自觉毫无生存意义的情形下，把手稿藏起来，就毅然决然地自杀了，即是自杀行为的一个例子；
又如，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这位美国世界级的“硬汉”作家，终生追求的是做一个强者，正如他笔下的一个个硬汉形象，“一个人并不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句名言，出自最能代表他的成就的《老人与海》的主人公桑提亚哥之口，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在作品中多次描写自杀，他认为，“生活中无论何事，都是无可救药的，死亡，是所有不幸的至高无上的解救方法”，他评价那个受伤的斗牛士，“如果死去，那就会维护他的尊严，也更幸福些，就是说，他还能主宰自己，还具有勇气死去，比经受身心屈辱的恐怖，要幸福得多”，他在一篇小传中则这样写道，“自杀，就像运动一样，是对紧张而又艰苦的写作生活的一种逃避”，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他预示自己的命运，并对约里斯？伊文思说：“自杀最有效的办法，不是把枪对准太阳穴，而是将枪对准嘴”，他，因一生所富有的传奇式的经历，被世人称作20世纪最后一个英雄，——战争年代，医生一次从他身上取出270多块弹片，他忍下来了；在非洲，飞机两度失事，他用头撞开机舱的门，救出了随行人员，之后用杜松子酒洗了洗残破的头颅，照样打死了最大的狮子和最大的豹子；至于疾病，可以说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他，1961年春天，他的创作能力已完全丧失，他对一个朋友痛苦地说：“我整天都在这张该死的写字台前，在这里站一整天，我要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也许只写一句，也许更多一些，我自己也说不准，可是，我写不出来，一点儿也写不出来，你晓得，我不行啦”，“我不行啦”，这，对于毕生要做个强者的他来说，意味着生活已失去任何意义，是他绝对无法忍受的，1961年夏，他回美国就医，但仍疗效不大，精神上的矛盾和肉体上的疾病相互助长，使他痛苦万分，“一个人关心的是什么？身体健康；好好工作；与朋友同吃同喝；在床上享受人生，可我啥都占不上了”， 7月2日晨，他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的枪口放在嘴里，两个扳机一齐扣动，终以开枪自杀，实践了自己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假如我不能按我的条件活着，那么，这种活着就不能忍受”，则是自杀行为的另一个例子；
再如，顾城（1956～1993），这位被誉为“诗之声可缭绕不绝”的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的青年诗人，“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是一个王子心是我的王国……”、“蓝海洋在四周微笑欣赏着暴雨的舞蹈……”，他的诗作，于朦胧中幻化出追寻人生理想梦境的情感，曾引起广泛争论，1987年，顾城去了德国，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明斯特国际诗歌节；次年，应奥克兰大学聘请，顾城偕妻子谢烨去了新西兰，这个只有小学程度的名诗人，此后便在奥克兰大学任教，成了一名大学研究员，顾城当初定居奥克兰，由于不喜欢这个新西兰最大、最繁华的港市，因而辞职隐居，选择了隔海的激流岛住下，——在此期间，他将曾任北京《诗刊》编辑的李英（顾城叫她英儿）接到新西兰，并在他家后面亲搭了一座木屋，让她居住，直到一年半后，她突然出走，荒岛的生活，似乎是他生命的最和谐状态，然而，此时，顾城与谢烨之间的情爱，已经在起着某种变化，——谢烨曾谈及与顾城这种“天才诗人”的共同生活，觉得有时很累，很痛苦：当他们在荒岛定居后，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坐在没电、缺水、潮湿的破屋里，妻子对丈夫直恨得禁不住咬牙切齿！不过，因为她欣赏顾城的横溢才华，而且也“喜欢浪漫”，她内心仍深爱着顾城，但现实生活使她常要为柴米油盐等琐碎事情发愁，在此种矛盾心态下，她与顾城禁不住藕断丝连；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