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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迪惊讶地说：“东哥对面条这么在行啊。”
雷卫东腼腆地一笑说：“媳妇就是压面条的，干五六年了，在海淀区一个菜市场旁边租的房子，孩子在那边上学。有时候我去市里，媳妇也给我做排面条吃，只要面场好了，手擀和破子压区别不大的，这都吃过多少次了，不是理论上的。”
方迪明白了，难怪雷卫东对面条有些了解。
雷卫东说：“这二呢，杠子压面机你没必要一下子做两台，你也不是现在就用的，可以先做一台，看看，不可能一下子都合适的，得有个改进的过程。”
少开发两台机器于成本意味着什么，这个账不用算就知道，方迪说：“谢谢东哥，太谢谢了，这样成本一下子就降下来了，不行还可以再改进嘛。”
张娟也说：“就是，就是。”
雷卫东说：“那这两个问题你都同意了？”
方迪说：“同意。”
雷卫东说：“那咱谈条件吧，说实话杠子压面机不复杂，就是上下运动嘛，用凸轮原理和曲轴原理都可以达到上下运动的目的，有点经验的师傅都能造出来。但是这活儿你别说大厂不接了，如果是客户来做这个，我也不接，你就做一台两台，我得设计、琢磨，配件得一个一个加工，要多了你不值当的，要少了我不够麻烦的，造价五六千块不得了了，一台新车床才几万，就那么个东西我要你几万也下不去手。”
方迪点点头，等着雷卫东开条件。
雷卫东说：“我是个掏力干活的，不会兜圈子，咱就开门见山吧。一台杠子压面机和三把切面刀，一万，没多要你的。切面刀利用市场现有的刀片，一片十几块钱，三把切面刀要用260多片，光这一项就3000多，你可以算去。”
孙瑶迫不及待地说：“一万当然可以啦。”
雷卫东说：“我还没说完呢，除了一万，你出钱帮我注册三个商标，名字你想，我没那个脑子。三个商标一个餐馆类的，一个机器制造类的，一个面条类的。你开餐馆总是要注册商标的嘛，带手的事。但是，商标持有人不是我的名字，是张娟。你别以为我跟娟子是商量好的，没有，我撒谎我是孙子，你们也别冤枉了娟子。”
张娟的脸色已经非常不悦了，质问：“东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方迪说：“娟儿，听东哥把话说完。”
雷卫东说：“我接这活儿有几个原因，娟子是我表妹，亲戚的忙我得帮。你那美国朋友的想法不错，说不定是面条的又一次革命呢，因为现在的机器面没有手擀面好吃，做成了你嫂子的面条房也能用，还有人出钱搞试验，我觉得成。万一这机器有市场呢，我就是个掏力千活的，不懂商务，形象、口才都不灵，我拿着商标一点用都没有，我做不起来。娟子是搞商务的，她懂，万一值得她干呢？她要干就用得着我，不值得干也不损失啥。”
方迪说：“理解。”
雷卫东说：“我就这点要求，你考虑考虑，同意咱就签个合同。”
方迪说：“东哥肯做找已经非常感激了，还提了那么好的建议，省了一大块成本，东哥的条件我全接受。机器的造价也许一万不够，所以不局限一万，以好用和耐用为准，最后算总账，还有那三个打火机，也都算到总账里。”
雷卫东说：“那，就这么定了？”
方迪说：“定了。”
第二十一章
自从乔治总裁接见过叶子农之后，那个场面像刻在奥布莱恩脑子里让他挥之不去，他陷人了一种情绪里，心情不是一般的不好，是很不好。他是总裁的高级顾问，高级顾问是什么角色？就是高级智囊。作为总裁最信任的人，这让他感到失职，也感到羞辱。乔治对布兰迪去柏林的结果都在意了，怎么可能对这个结果不在意呢？只是不说罢了，毕竟这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终于，这种情绪演化成了一个决定：他要做点什么。
这天，他在办公室里把布兰迪写的《去柏林与叶子农见面的情况》重新看了一遍，叶子农让布兰迪看豆子的情形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反复看这一段，布兰迪写道：他问我连出了多少字母，我说所有的。他说不管你连出什么都是有根据的，都是真实的。他把这堆豆子画了一个圈，说这是一个“场”的世界，有多少立场就会有多少观点。他说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他说出离立场的观点在立场的圈子里是无法立足的，因为没有“场”可以让你立……
奥布莱恩似乎有所触动，他想了一会儿，拿上车钥匙下楼了，他要去买豆子。这一带是商务区，附近没有针对居民生活的超市，需要开车到居民住宅集中的地段或闹市区。很快他找到了一家超市，在停车场找了个空位停好车。
这是一座大型的超市，空间开阔而有序，购物环境舒适，顾客很多，上上下下的电梯将几层营业区连在一起。奥布莱恩站在人口处四处观望着，一时不知该去什么地方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因为平日的生活都是家人操持，所以他对购物这样的事情并不熟悉。
一个身穿超市制服、胸前佩戴胸卡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了奥布莱恩的神情，马上走过来礼貌地问：“先生，需要帮忙吗？”
奥布莱恩说：“我需要买一些豆子，各种颜色的豆子。”
工作人员明白了，说：“您需要的东西在食品区，请跟我来。”
奥布莱恩跟随工作人员来到食品区，看到了一排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各种豆子，大小包装的都有。他按布兰迪的描述同样是绿豆、红豆和黄豆各买了一小包，然后匆匆回去了。
回到办公室，他也用水杯摇豆子，摇均匀了倒在办公桌上，静静地看这堆豆子。起初他是坐在椅子上看，后来又站起身换着角度看，一边看一边沉思，偶尔还会抽上一支烟。同样是看豆子，叶子农看的是：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既然奥布莱恩已经知道了，他为什么还要看呢？他要看的是什么呢？
奥布莱恩是在延续叶子农的思维，而这种延续有他自己的特定目的。他认同关于“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个认识，他也认同“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这个观点。假定可以把这些认识或观点作为原理米使用，那么基于这个原理，如果面对一个“出离立场”的事物，众生有多少立场和好恶就也应该有多少视角和解释，也就应该有多少反感和排斥。
1000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在奥布莱恩看来这是一个能把绅士变成魔鬼的的价码，况且叶子农还不是绅士。如果这个价码对他不起作用，那就说明一定还有比这个价码对他更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呢？自由！那么什么是叶子农的自由呢？就是你不在公众视野里，没有公众评价，没有公众要求，没人知道也没人在意你是谁。
一条思路正在他脑海里游荡，由远到近，由朦胧到清晰。
他拿出电话号码本，查到一个叫“鲍尔森”的电话，鲍尔森是他的朋友，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过11年，是位亚洲问题专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非常了解。
拨通电话，奥布莱恩说：“是鲍尔森吗？你好！”
电话那头的鲍尔森说：“噢，是奥布莱恩，你好！你好！”
奥布莱恩说：“你是中国问题专家，向你请教个问题。”
鲍尔森说：“你说。”
奥布莱恩说：“中国的‘老百姓’这个称呼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对军人和官员以外的普通民众的通俗叫法，就是平民的意思。”
鲍尔森说：“是的，是这个意思，很准确。”
奥布莱恩说：“哦，那我就知道了。打扰你了，谢谢！”
挂了电话，他接着又往公司公共关系部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士。奥布莱恩说：“请帮我查一下，迪拉诺公司有史以来都对哪些社会团体有过3次以上的大额捐助，是3次以上的，大额。把这些名单统计出来，打印一份马上送来。”
女士回答：“好的，请您稍等。”放下电话，他把桌上的豆子收起来，从笔筒里拿出一支铅笔在纸上停顿，显然是想写点什么，想了想写下一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