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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他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顺顺当当地涮了姑妈王政君一把，凭着拥有最高级别伪君子的职称，他相信自己用来对付刘氏宗室也屡试不爽。
王莽运用“抹桌布理论”的多项案例成为经典，但他身后至今，运用这个理论奋起直追者层出不穷。
王莽登基并自以为坐稳后，怀着复杂的心态，怎么看刘氏宗室都不顺眼。
于是，王莽规定，凡刘氏为侯者，一律降爵位为子，削去食邑，只吃自己的薪俸。
不久，他干脆又下令：凡刘氏有爵位者，一律削去；刘氏在中央和地方当干部的，尽量找个理由给免去职务；凡刘氏干部中能找到岔子的，一律不得为官为吏。
在这样的环境下，刘秀觉得自己就是学得再好，再有水平，仕途之门也不会对自己开启。
其三，也很重要的是，刘秀耳闻目睹了新莽王朝的虚伪、无能和凶残，官府乱政导致社会乱象，他彻底失望了。
于是，刘秀决定回家乡，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
第四章 别人忙着造反，刘秀不急
刘秀办事，向来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没有成功的把握，一般不莽撞行事。而只要他看准的事，一旦火候成熟，条件具备，他便迅速行动，坚定不移地进行到底。
这种性格素质就是：谋后而断，慎思敏行。
性格决定命运。
虽然表面看起来，刘秀起兵，是一个由被人推动，到自觉行动的过程，而且起事之初，他还活动在大哥刘縯的旗帜下，但是，他心中始终自有主见。
这种自有主见、坚韧内敛的心理素质，和多谋善断、慎思敏行的性格素质，使他走得很快，少走弯路，一般人还撵不上；使他走得很有水平，脚步时隐时现，一般人看不出门道，他就走到前面去了；使他走得很远，一般人达不到那个境界。
刘秀离开长安回到家乡南阳郡蔡阳县乡下，再次成为回乡知识青年，继续拾掇他的庄稼。
王莽如果是个优秀的皇帝，他的新朝如果能打造一种政治清明、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局面，可能没有谁对他的一哥位子有想法。或者说，即使谁有想法也没有机会。
这样，刘秀很可能安于在家乡，通过辛勤耕作和诚实经营，成为像他外祖父樊重那样的富翁，最后终老乡间。以他的品质和能力，他也有可能像他父辈那样走上仕途，做个地、县级干部。
同时，他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将来能当皇帝。
然而，时势造英雄。
即便是做粮食贩子，刘秀依然很成功
王莽乱政激发了全国的反抗浪潮，为刘秀这样的帝王之才提供了放飞梦想的广阔舞台和施展手脚的最好时机。
这时的乡下，很不太平，除了人祸，还有天灾。大旱，蝗灾，这两个庄稼人最怕的灾难一起来了。
不过，刘秀读书是个优秀的太学生，种庄稼也是行家里手。经过精心打理，别人的庄稼收成不好，他的地里照常丰收。
蛟龙本是海中之物，在浅池里照样能翻出漂亮的水花儿。所谓的牛人，不是做某一行当很厉害，而是做任何事情都很厉害。刘秀就是这样的牛人。
由于到处兵荒马乱，加之连年饥饿，不少人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一次，刘秀的大哥刘縯的一位朋友抢劫，被官府通缉，也株连到刘秀。为了避风头，刘秀迫不得已跑到新野县，在二姐夫邓晨家里躲躲。史家称刘秀在新野躲风的这一段经历为“避吏新野”。
刘秀在二姐家的生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他不上学了，地又种得好，二姐夫邓晨也本来出身仕宦之家。但是，待在这儿吃闲饭，也不是刘秀的作风。于是，他就做起了贩卖粮食的生意，在南阳郡治宛城（今河南南阳市）与新野之间往来。粮食是战略物资，特别是闹饥荒的时候，这生意能赚大钱。
这时的刘秀，已经20多岁了。像他这个年龄的农村青年，多数已经娶妻生子了。而他，至今还是孤身一人。现在，他又是寄人篱下。
其实，在家乡一带，无论比什么，刘秀的条件都是不错的，娶个邻里乡亲认为不错的媳妇，生儿育女，建立个小家庭，过小康的日子，他还是能做到的。只是，他有自己的想法。面对天下乱象和自己的处境，刘秀在努力保持着平静的心态。
很多人看来，这位刘家的三公子温文尔雅，聪明能干，仗义疏财，是个很值得信赖的小伙子。只有他自己明白，他内心深处，早已储满了火山的熔岩！这是一种温度极高、可以融化万物，而又悄然涌动的岩浆！
还有一个人也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他的二姐夫邓晨。
有一次，刘秀与大哥刘縯、邓晨一块儿来到宛城办事，与朋友穰（今河南邓县）人蔡少公喝酒闲谈。这时，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谶纬和符命盛行。他们谈的正是这些迷信活动。
谶纬和符命都是秦汉时期流行的迷信，刘秀生活在谶纬和符命泛滥的时代，他本人也很重视这个，后来还把它作为十分重要的思想武器运用自如。
谶是用一些隐语或预言，多假托神仙的预言来预示将要发生的事情；纬则是儒生们用灾异变化、神仙鬼怪来解释演绎儒家的经典著作。谶纬作为一种迷信，在老百姓中很有市场。
符命与它类似，就是借助一些刻字的石头等物件，讲一些事情的先兆，说是从中可以预见将要发生的事。老百姓对此也很感兴趣。
秦汉时期的野心家、政治家常常把它拿来当做一种有力的现实斗争工具。
比如，早在秦始皇时期，有个名叫卢生的方士传播“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就差点儿把大秦帝国给忽悠散了。
陈胜、吴广发动大家起来造反，鱼腹藏书“大楚兴，陈胜王”，则是一种符命。
王莽这么生猛，在一步步篡汉时，也是安排心腹爪牙制作大量的谶纬符命，作为思想舆论工具。
玩谶纬符命是很时髦的。
这原因嘛，一是野心家需要，用来忽悠人既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又通俗易懂，方便实用；二是老百姓相信，连神仙和有学问的人都这样说，我们相信；三是投入产出比大，稍微摆弄一下就有奇效，如无赖哀章。
由于谶纬符命很有市场，既怪诞又神秘，可以随心所欲地制作出来，谁都无从查考，所以能够有效地为当权者服务。一些儒生乃至社会闲杂人员对此趋之若鹜。
无法考证是前汉的哪一年了，谶纬竟然成了一门学问。
纵观两汉时期，暴虐如王莽，君子如刘秀，在迷恋谶纬之学上惊人地相似，也难怪这门学问那么受人追捧。
现在坐着品酒的蔡少公，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平时喜欢结交朋友，也喜欢运用他的专业知识给人解读时下流行的谶语民谣。
他郑重其事地对刘秀弟兄几个说起眼下最流行的一个谶语：“刘秀应当做天子！”
这句话很简洁，也很露骨。
古语常说：“功高高不过救主，罪大大不过谋反。”这要是在秦始皇、汉武帝时期，或者哪怕任何一个平静年代，别说制作这个谶语的人要杀头，在跟前听的人也难逃罪责。
可是现在不一样，天下正乱，要骂要打王莽的人多的是，这样说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大家叽咕了一会儿，有人问道：“这人是不是当朝的国师、嘉新公刘秀（即刘歆）呢？”
刘歆是前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的儿子，王莽登基时被封为国师、嘉新公，是新莽王朝硕果仅存的刘氏宗室。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先秦古籍惨遭灭顶之灾。为了发展文化事业，“文景之治”后，前汉王朝开始大力整理古籍。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先秦古籍，全拜托汉朝专家的整理之功。
惠帝时废除挟书之令，武帝时制定优惠政策，设置专门岗位让人撰写著作，整理古籍。成帝则安排专人面向全国征集古籍，并下诏要求刘向等人集中精力进行整理。
刘向工作很努力，刘歆继承父业也不甘落后。他们父子俩先后编纂的《别录》《七略》，既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又是我国目录学的萌芽和奠基之作。不仅如此，刘歆在帮助父亲校书时，还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建议朝廷把古文经列为官学教材。
所以，刘歆还是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人和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也就是说，先秦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源头，刘家这爷俩儿在整理和传承先秦文化上的贡献无人能及。
刘歆到底哪一天把自己的名字改作刘秀了，已无法查考，只知道那是在王莽登基封他为国师后不久。
至于他是在看到这个谶语之后改的，还是改名后才出现这个谶语，则永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