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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治带回到了哲学里面，也把哲学 尤其是道德哲学 带回到了政治研究。于是大家重新开始质问一个怎么样的社会才算得上是正义的社会，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才能叫做正当的制度。
四
然而，身为一个评论家，杨照的主要关怀不在于这些政治哲学上的大哉问，起码不是在这本书里去谈这些问题；他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将价值注入到政治机器之中，使运转得过于流畅乃至于太过油滑的政治游戏稍微顿滞，让充满算计因而变得太过冷酷的头脑稍微温润。
台湾是全球华人社会之中第一个真正成功转型为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地方，所以它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其它地区的华人如此关注，以之为参照，视之为样本。可是在观察它的过程里头，我们却又发现了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充分的言论自由了吗？为什么它的言论自由没有催生出健康的公共言谈，反而恶质化为一场又一场的名嘴口水仗？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独立的司法体制了吗？为什么它的司法问题还会搞得这么严重，弄出一次又一次的争议甚至丑闻？
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把台湾这个模范生打成坏榜样了，他们说：“你看，这就是民主的后果！”“你看，这就是开放的代价！”“看你们还有谁敢说要学台湾。”然后又有人出来帮台湾说话，告诉我们台湾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它很好，其实我们都只是被媒体误导了
阅读杨照评论多年，我发现他的目的不是怀疑，更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台湾政治社会转型的大方向，进而赞赏甚至肯定其它的代替方案，比方说近年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更不是为台湾辩护，以动人的言词述说“台湾真好
梁文道：杨照的伦理寓言（3）
”的小故事，这不是一个台湾评论者该做的事。
五
杨照不是一个“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者，潜心探究自由的价值与证成民主之必要；因为他实在没有这个需要，这早已经是台湾整个社会的共识了。在肯定这些共识的前提底下，他想令我们了解的是光有这些共识还不够，光有这些大方向还不行；我们需要的是使得这些共识得以落实，使得一艘轮船得以朝向既定目标顺利航行的实际条件。
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在这些高远理想和名嘴肆虐的恶心现实之间划上单纯的因果联系，好像基于前者就一定要接受后者；这中间还要补上其它必备环节。尊重法律也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法条可以毫无中介不经诠释地扩大到这个社会上去，以致于形成法律的暴力。更直接地讲，杨照是希望在台湾社会转型的理想与实况之间寻回那失落的链条，在政治游戏和种种社会机制里头添补那少掉了的零件。
那些链条与零件便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伦理学”了。相比起宏大，高远而抽象的理念和原理，它更注意实现理念与原理的方式。它是一连串具体的操作规范，就和鲍姆嘉登所探究的那些问题一样具体；比方说“结社如何孕育创意”、“议题为什么是选举的核心”、“政治人物应该怎么迎接下台”
杨照之所以持续不懈地执著于这些问题，是因为他掌握到了，在我看来今日台湾以至于其它华人社会最最要紧的关键：不是没有正确的理念，而是没有使之具体成形的方法与策略。这里所讲的方法与策略，绝非冰冷功利残酷的权谋计算，而是蕴含价值的践行性规范，所以大陆读者一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听一听杨照这批原来说给台湾人听的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可能不太知道怎样才能使它落实成真；我们也都晓得微博言路的开放总是一件好事，却不晓得应该如何面对大众发声年代的造谣和伤害。于是我们总是在“为人民服务”究竟是说真的还是骗人之间对骂，把微博的问题变成是好还是不好或者管还是不管的二元选择。理想我们说了太多，理念我们不缺，只不过我们欠缺具体实践和衡度它们的微小工具与对策。这正是杨照的用心所在。
杨照不把目光朝上，他的话不是说给当权者听的。他就像一个在民间晃荡的吟游诗人，又像一个上古时代荒原部落的预言者，他用接连不断的故事掩护精密的论述，对着他的读者，说明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尽管他总会像一个尽责的老师，在这些故事之后明确给出联系到当下处境的“故事教训”。然而，他说故事的技巧及语调却足以使听众明了那句古训：“单是故事，便已包含一切。”
张铁志：文化评论与公共领域
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仍处于巨大转型的阶段。岛屿已经朝向民主化与本土化启航，但路程仍然颠簸，方向尚未确定。毕竟，在1991年时，还有校园白色恐怖事件的独台会案，“国会”还没全面改选，“总统”还没确定直选。而关于社会经济的改革之路，更是一片混沌。
那也正是我的大学时期。过去“党国体系”灌输的旧价值观与世界观正逐渐崩塌，我焦急且焦虑地大量追求知识，面对各种新价值观的冲击，并寻找理解台湾和世界的新姿势。从研读老马新马到台湾史，从阅读进行式的《岛屿边缘》、《当代》杂志，到在唐山书店搜罗我错过的《南方》、《人间》等杂志。
此外，各种政治文化评论不断涌现，以试图探照这个黑暗与光明交错的时代。这些评论者中，对我影响最深就是杨照。
彼时杨照刚开始逐渐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1991年出版第一本评论集《流离观点》，然后在一两年内接连出版《异议笔记》、《临界点上的思索》等评论文集，明确高举“本土左派世界观”的旗帜 而这正是当时我们这些反叛青年试图思索建立的价值方向。而他的小说《大爱》和刘大任的《浮游群落》、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所描绘的理想主义青年形象深深震动了我。刚在《人间》副刊开始连载的散文《迷路的诗》，则被我一篇篇小心翼翼地剪下来（我那时是剪报收集狂）。
那是台湾文化评论的美好时光。报纸提供了重要空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秀贤、刘克襄主编的《自立早报》副刊），且有许多思想评论性杂志，为台湾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杨照一步步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文化评论写作者，而我毕业、出国念博士、开始写作，不自觉地仿佛跟着杨照的脚步（中间一度与他在《新新闻》共事，他是总编辑）。然而，当我们两个以不同的步伐往前走，这个时代所有坚固的东西似乎逐渐烟消云散。
随着形式民主取代威权压迫，随着全球化与市场化成为政治压抑之后的王道，台湾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丰盛的公共论述领域逐渐萎缩，许多新价值尚未广为传递就被扭曲，尚未深化就被遗忘。例如本土这个价值观，一派将其无限神圣化，另一派将其彻底妖魔化。又例如前几年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严重误用与误解。当然，还有更多公共价值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在现实的实践意义，一如杨照这本书提到理解开放社会的一百个关键词。
事实上，台湾公民社会早已日益成熟，只是常被囚禁在媒体与政治的荒谬困局中。一方面政治人物对口号与选举比论述和政策更有兴趣，且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野合不论两党都一样紧密。另一方面媒体的新闻报道党派化、琐碎化与八卦化，电视上高谈阔论的谈话头（talking heads）以为仿佛他们真的代表民意。尤其，在这个追求轻薄短小的时代，深度评论与报道仿佛成为毒药，只有新兴的个人博客和另类网络媒体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民主化走了二十年，我们的公共论述领域在成熟之前就已经面临瓦解危机，且我们依旧在价值观的崩塌与重建中徘徊。
而这二十年来，杨照始终是一个勤劳且负有使命感的评论者；二十年来，我也从一个他的读者走上与他近似的评论写作者之路，虽然我们的取径有所不同，虽然他始终走得太前面。但无论如何，从《流离观点》到这本《故事照亮未来》，我在他的文字中学习到如何透过书写去试图让我们所学的学院知识更公共化，让我们的书写作为武器去对抗时代的衰微，并希望为台湾公共领域的重建扮演一点小小的力量。
自 序
在台湾念大学，后来到美国念研究院，我所受的专科训练是思想史。选择思想史，当然是因为对人在想什么，也对人如何表达自己所想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