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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伸出援手的情境时，不要问谁会帮忙，谁不会帮忙，要关心的是在那个情境中有什·么样的社会和心理特质。
制度化的姑息之恶
一个邪恶事情正在发生的情境里有三种主要角色：加害者、受害者和幸存者，然而邪恶情境中也常出现观察者
以及知情者，前者旁观着恶行进行，后者知情却不插手协助或者向邪恶挑战，导致邪恶因他们的不为而持续猖獗。
正是因为好警察对弟兄们的纵容，才会出现在街头、在警局后面的小房间殴打弱势者的野蛮行为。正是因为主
教或红衣主教重视天主教会的形象胜于一切，才会掩护教区神父欺凌幼童的罪孽。他们都知道什么是对错，却任凭
邪恶横行而不拦阻，造成奸淫幼童者长期持续罪行（天主教会对此付出的终极代价则是天价的赔偿金以及大量流失
信徒）。
同样地，在安然、世界通讯、安达信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地许多出现类似弊端的公司中，正是那些优良员工默许
各种作假行为，知情而不阻止。还有，正如我先前提到过的，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由于好狱卒并未为了囚犯们所
受的凌虐挺身而出，让坏狱卒们有机会放轻松，结果等于是默许虐待情况愈演愈烈。而眼睁睁看着恶行发生的人正
是我，当时的我只是禁止肢体暴力出现，却允许狭小的囚室之中充斥着精神暴力。我让自己受困于研究者和监狱监
督者的角色冲突中，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需求而不知所措，以至于种种苦难就在我眼前上演，而我却浑然不觉。
我也因此犯下不为之恶。
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当需要采取行动时，民族国家的不为，纵容了大规模屠杀、种族灭绝事件，正如我们在
波黑、卢旺达以及最近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所看到的。国家就跟个体一样，常不愿卷入麻烦，国家也一样会否认问
题的严重性以及行动的急迫性，也一样宁可相信统治者的宣传性说法，听不进受害者的哀求。此外，决策者还经常
受到来自“当地主事者”的内部压力，因此只能作壁上观而无法采取行动。
有关于制度性的姑息之恶，就我所知最悲惨的例子之一发生于1939年，美国政府以及当时主政的人道主义者
罗斯福总统拒绝一艘满载犹太难民的船只在任何港口停靠上岸。那一年，“圣路易斯”（St。 Louis）号客轮从德
国汉堡市起程，载着九百三十七名逃离大屠杀的犹太难民前往古巴。然而古巴政府却推翻了先前接受他们入境的协
议。难民们和这艘船的船长绝望地试着想取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进入就在眼前的迈阿密，他们花了十二天的时间，却
无法从任何港口进入美国，只好载着这些难民再次横渡大西洋返回欧洲。一些难民之后获准入境英国及其他国家，
但许多人却难逃纳粹集中营的毒手。请试着想象一个人曾距离自由只有咫尺之遥，却死于被奴役的生涯，那是什么
样的遭遇？
综观人类历史，有能力行劝者却袖手旁观；知情者却无动于衷；正义之声在最迫切需要时保持沉默；于是邪恶
方能伺机横行。
——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前埃塞俄比亚皇帝
情境与系统为何至关紧要？
人格与情境互动产生了行为，这在心理学是老生常谈；事实是，人们是在各种行为脉络中行动。人是其所处不
同环境下的产物，也是他所遭遇环境的制作者。人类并不是被动的客体，只能不断承受环境中各种机遇的后果。人
通常选择他将进入或避免接触的环境，而借助他的出现和行动，人也能改变环境，影响同一个社会场域中的人，用
各种方式来改造环境。我们多半都是主动的施为者，有能力选择生命的具体走向，也有办法形塑自己的命运。此外，
基础的生物机制以及文化价值和实践，也对人类行为以及社会有巨大影响。
在所有主要的西方制度中，包括医学、教育、法律、宗教和精神治疗，其运作范畴都是以个体为核心。这些机
构集体创造出一种迷思，也就是认为个体始终控制着自己的行为，他的行动乃出于自由意志和理性选择，因此他可
以为任何行动负起个人责任。除非是神智不清或者行为能力不足，否则做错事的人都该知道自己错了，并依照他的
犯错程度接受惩罚。这些制度的背后预设是，情境因素不过是一组最低限度相关的外在事项。在衡量造成所欲探讨
行为的各种因素时，天性主义者会针对个人因素大做文章，针对情境因素却只是随便提提。这样的观点似乎标榜了
个人的尊严，个体理应有足够的内在意志力可抵御各种诱惑及情境诱因。但我们这些从这个概念路径另一边思考的
人却认为，这样的观点拒绝承认人的脆弱性的事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情境力量做了许多回顾，而承认人在
面对各种情境力量的脆弱性，则是升高防御这类有害影响的第一步，也是发展出有效策略以强化个人和社群弹性的
第一步。
当我们试着去了解暴力、破坏物品、自杀式恐怖主义、酷刑拷打或强暴这些“不可思议”、“难以想象”、“麻
木不仁”的恶行时，情境主义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感受到深刻的谦卑感。它让我们不会立刻去拥抱把好人跟坏人区隔
开的高道德标准，却轻放过情境中使人为恶的原因，情境式思路是对“他者”施与“归因的慈悲”。它鼓吹的教训
是，只要处在相同情境力量的影响下，你我也可能会做出任何人类曾做过的事，不论善恶。
我们的刑事司法正义体系过于仰赖一般大众持有的常识观点，而人们认为造成犯罪的原因通常都是由动机和人
格决定。该是改变司法正义体系的时候了，它应该考虑到来自行为科学的实质证据，而不该忽略社会脉络对行为、
犯罪及道德行动的影响力。我的同事李·罗斯和唐纳·谢思托斯基（Donna Shestosky）曾针对当代心理学对法理
与实务所带来的挑战，做过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他们的结论是，司法体系必须采纳医疗科学及实作的模式，充分运
用现有研究对何者有害或有利于身心运作的理解来协助司法：
犯罪司法体系对于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有不切实际的想象，在它错误的观念中认为在引导行为方面，天性力量
与情境力量的影响力是相对的，无法用“个人与情境”互动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它所标榜的自由意志概念虽然令人
欣慰，但绝大部分只是幻觉，就跟从前的人普遍以为犯罪是由于巫术或着魔所造成一样，根本没有高明到哪里去。
司法犯罪体系不应该再继续被这些幻觉和误解牵着鼻子走。
评估情境力量
就主观层次而言，你必须先身处在那个情境中，才能评估情境对你以及处在同一情境中其他人的转化性影响。
旁观者清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一个人对于情境的抽象认识即使达到巨细靡遗、眉目分明的程度，也还是掌握不住那
地方的情感调性、无法用言语传达的特质，抓不到它内在生产出的规范以及参与者的自我涉人和激扰程度。这就是
电玩比赛的观众和舞台上参赛者之间的差别。这也是经验性学习的效果如此强大的原因，对此我们前面提过艾略特
小姐及朗·琼斯已经为我们在课堂上亲自示范。前面也提过，40位精神病学家被要求预测米尔格伦的实验结果，而
他们却大大低估了权威在实验中的强大影响力，你还记得吗？他们说只有1％的人会全程做完最高450伏特的电击
惩罚，而你已经看到他们错得多离谱。他们根本无法完整评估社会心理环境对一般人异常行为的影响力。
情境的力量有多重要？最近有一份回顾研究针对百年来社会心理研究搜集了超过2．5万个研究结果，总共有
800万人参与这些研究。这份雄心万丈的编纂工程运用了统合分析统计技术，对各式各样研究发现进行量化的概括，
目的要找出这类经验研究结果的效应程度及一致性。综观322个分开的统合分析可得出一个总体结果：大量的社会
心理学研究已经产生了可观的效应值（effect size），也就是说，社会情境的力量具有可信度和稳健性效果。
这一组资料已重新拿来针对特定主题的研究——以普通人虐待行为的社会脉络变项及原则为主题的研究进行
分析。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者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找到1500个分离的效应值，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