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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不痛不痒”，后面的那句改成“坏话带我下地狱，好话带我上天堂”。
最后，归责状况不同是否影响施加电击的强度呢？当实验参与者认为电击强度是出于团队共识而非个人决定时，
他们会施加较强的电击。正如我们先前了解到的，责任归属的分散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会造成人们比较无法抑
制伤害他人的行为。我们可以预见，正是当参与者须担负较少个人责任而受害者又受到去人性化待遇时，他们会施
加最强的电击。
关于参与者如何正当化他们的行为表现方面，班杜拉的研究团队发现，去人性化也成为人们用来自我开脱的借
口，这又回过头来导致惩罚强度增加。从对人们如何摆脱平常的自我约束而做出有害他人行为的研究中，班杜拉发
展出一个概念模式——“道德松绑”（mord disengagement）。
道德松绑的机制
这模式一开始假设大多数人都因为在养成过程中受到常态的社会化洗礼，所以接纳了道德标准。这些标准指引
人从事有益社会的行为，遏止家庭或社群定义下的反社会行为出现。随着时间经过，这些由父母，老师及权威人物
所施加的外在道德标准成了内化的个人品行规范。人们逐渐拥有思想和行动的自我控制能力，并因此感觉到自我的
价值。他们学会控制自己，避免出现不符合人性的行为，尽力表现出人性。这些自我规约机制和个人道德标准间的
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动态过程，个人可以选择性地启动道德的个人监控，以便表现出可被社会接受的行为，
但在其他时候，他也可以解除对某些受指摘行为的自我监控。只需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境、为了某些目的而暂时解
除平常的道德运作，个人或群体就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道德感。就像他们把道德感打到空挡位置，任由车子滑行而
不管路上行人的安全，然后再变换回高速挡行驶，若无其事地继续他们的高道德生活。
班杜拉的模式更进一步地阐明，个人如何选择性地解除行为规约的自我监控而将伤害行为转化成道德可接受行
为，由于这是个基本的人性过程，班杜拉认为它不仅有助于说明政治、军事和恐怖主义的暴力，也可以解释“正派
的人惯常为自己的利益而从事有损人性的活动的日常情境。”
只需启动一个或数个下列四种认知机制，任何人都可能解除对任何破坏或邪恶行为的道德束缚。
这四种做法是，首先，我们可以将伤害行为重新定义为荣誉的行为，方法是借由采纳神圣化暴力的道德命令而
创造出行动的道德正当性，我们会将这么做的敌人们的恶行和自己正直的行为做比较，从而创造出有利的对比。（例
如这么想：我们只是虐待他们，他们却将我们的人砍头。）运用委婉的语言，可以让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做出残酷行
动的现实，因此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举例而言，用“附带伤害”指称战争行为所带来的平民百姓死伤；用“友
军伤害”称呼因同袍的不注意或故意而遭杀害的士兵。）
其次，借助分散或推卸个人责任，我们可以让自己觉得行动和行动的有害后果之间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如
果我们并不觉得自己犯下了惨无人道的罪行，就可以逃避自我谴责。
第三个方法，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对于行动造成的真正伤害的看法，也就是可以忽略、扭曲、削弱，或根本承认
我们的所作所为会造成任何负面后果。
最后，我们可以重新建构对受害者的认知，把他们所受的苦当作是活该，我们把后果怪罪到受害者头上，当然
也把他们去人性化，借助这些方式把他们当成低于标准的人，不值得我们用对人类同胞的正直方式对待。
了解去人性化过程不是为了找借口
重要的是必须在此再次声明，这类心理学分析不是在替加害者的不道德、非法行为找借口，或是忽略它们的严
重性。揭露人们用来替行为做道德松绑的心理机制将更有利于反制，并有助于我们重新确认—件事，也就是道德约
定可促进人们之间由同理出发的人道情怀，因此至关重要。
制造去人性的国家公敌
在各种导致一般善良男女从事恶行的操作原则中，不能忽略民族国家用来煽动国民时所用的方法。国家一边将
年轻人推向死亡战场，一边让国民赞成侵略战争，这是如何办到的？思考这问题后，我们了解了其中一些原则。国
家运用的是特殊的认知训练，通过政治宣传而实现这个困难的转化过程。全国性的媒体宣传活动（与政府合谋）创
造出“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让军人和平民渐渐习惯仇恨那些落人“你们的敌人”这个新分类中的人。这类的心理
适应训练是军人们最强而有力的武器，若是没有它，他就不可能用瞄准器的十字线锁定另一个年轻人然后开枪杀了
他。这方法会造成人民之间的恐慌，当他们想象受到仇敌统治的情况会有多糟时，他们会感觉一切变得非常脆弱。
这样的恐惧会转化成仇恨，让人们愿意将孩子送上战场对付险恶的敌人，死伤在所不惜。
在《敌人的脸》（Faces of the Enemy）一书中，山姆·基恩（Sam Keen）揭露了大多数国家如何运用形象化
的宣传方式捏造出敌人的原形，以对付被认为极度危险的“他者”、“外人”、“敌人”。这些视觉形象创造出集
体的社会偏执，使人们把注意力焦点全放在敌人身上，认为这些敌人会伤害妇孺、破坏家园以及属于他们生活方式
的信仰，全盘摧毁他们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这类宣传会向全球广泛发送，影响遍及全世界。无论各个国家在许多面
向仍存有许多差异，我们仍可把这类宣传当成是某群“充满敌意的人类”使用的树敌伎俩。他们在正直族类的善良
人脑中创造出一个新的邪恶敌人形象：压迫者、身份不明的人、强暴犯、无神论者、野蛮人、贪得无厌的人、罪犯、
用酷刑的人、谋杀者，最后，“那个敌人”成了抽象概念或是没有人性的动物。这些令人丧胆的形象使人以为国家
正受到一群人见人厌的野兽蹂躏，在人们的脑海中，敌人等于蛇蝎、鼠辈、爬虫类、大猩猩、触角动物，甚至是“猪
猡’。
最后我们要探讨，当人们采取去人性化的角度来认知某些特定他者的结果，一旦这些人被公开宣布奇怪、讨人
厌，人们就愿意对他们做出一些难以想象的事。在历史上（20世纪20至40年代）曾有六万五千名美国人被迫接受
绝育手术，只因当时的优生学提倡者根据科学的理由，决定用排除不良特质的人达成人种净化的目的。我们但愿这
个想法是出自希特勒，而非美国最受尊崇的法官之一——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他根据多数意见做出决议（1927年），判定强制绝育的立法不但不违宪，还符合了社会福祉：
如果社会能够防止那些显然不适合生存的人继续繁衍下一代，人们就不必等到堕落者的子孙犯了罪再来处死他
们，或者让他们因为智能低弱而挨饿，这样做可以让这世界变得更好。连续三代都是弱智者就够了，不应让他们继
续下去。
关于这点，请回想一下我在第十二章中曾引用的一份研究，研究中的夏威夷大学学生竟愿意赞同执行“最后解
决方案”以排除身心不合格人口，必要时甚至包括他们的家人也在所不惜。
美英两国长期以来一直参与着“对抗弱者的战争”，它们是直言不讳且深具影响力的优生学提倡者，不仅倡议
运用科学方法正当化优生学计划，推动将不合格者排除，并同时强化强势生存者的特权地位。
姑息之恶：被动的旁观者
邪恶的凯旋唯一需要的只是善良人的袖手旁观。
——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我们）必须认识到，被动接受不公正的体制也就是和这个体制合作，并因而成为它的恶行参与者。
——马丁·路德·金
我们看待邪恶的方式通常是聚焦在加害者的暴力，摧毁性行动上，但是当有人需要你的帮助，或需要人出面反
对，表示不服从，检举某些恶行时，不做任何事也可以是种邪恶。邪恶最具关键性、同时也最不为人知的促成因素
并不是明目张胆鼓吹暴力伤害的人，而是在他们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