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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这个治疗计划以及对羞怯性格的预防工作，主要目标是希望发展出一些工具和方法协助羞怯性格的人们，
让他们从自我囚禁的寂静监牢中解放出来。为了这个目标，我写了不少大众书籍，教导他们如何面对和处理成人及
孩童的羞怯心理。
正常人的疯狂
你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吗？（福尔摩斯问弗洛伊德）你刚成功地学走了我的招数——观察和推理，然后把它们拿
来对付病人脑袋瓜里的东西。
——尼古拉斯·迈耶，《双雄斗智》
（Nicolas Meyer， The Seven Percent Solution）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最戏剧性结果，是一群健康、正常的年轻人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出病态的行为。因为在事前筛
选程序中已经排除了事先存在的，也就是所谓病发于前的可能，所以我希望了解这些心理病理性症状在一般人身上
的最初发展历程。因此，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经验除了刺激我开始研究羞怯性格及时间洞察力之外，也引导我开发出
一条理论性及实验性研究的新路线：研究正常人第一次是怎样开始“发疯”的。
大部分已知的心理功能异常都是来自回溯性的分析，在这些分析中，研究者试图找出是什么因素造成人目前的
心智失常，过程非常类似福尔摩斯的推理策略，也就是从结果推回原因。而我则是试着发展一个模式，将焦点集中
在恐惧症和妄想症这类心理疾患的症状发展过程。大部分人在意识到人们对他们正常功能的某些期待被破坏之后，
都有想说明的动机。当他们在学业、社交、商场、运动场或性行为的场域中表现差劲时，会试着了解问题到底出在
哪里，当然，寻找解释的动机强度需视表现差距对他们自我完整性的影响而定。然而当人们有认知偏见时，常常会
特别偏重寻找并不适用分析目前情况的解释，因此扭曲了对意义的理性搜寻过程。当我们过度重用“人”来说明个
人反应的分析方式时，寻找意义的方向就会出现误差，并逐渐发展出典型的偏执思维。
这个新模式可用来说明正常，健康的人出现疯狂行为时的认知，社会基础，我们已经在条件控制配合的实验室
实验中得到验证。我们已经发现，在试图说明无法解释的情绪激动原因时，有三分之一的正常实验参与者会出现病
理症状。我们也证明出，在给予会造成局部暂时性听力失常的安眠药处方时，听力正常的大学生很快会出现妄想偏
执的思考和行为，并相信其他人对他们有敌意。也因此，高龄人士身上未侦测出的听力缺损，可能造成他们出现妄
想性障碍，这些疾病可以通过听力辅助加以预防或治疗，而不应该通过心理治疗或收容住院。
因此我主张疯狂的种子可能在任何人的院子里萌芽，而且可能在看似寻常的生命轨道中因为一些短暂的心理纷
扰而成长茁壮。当我们从自我设限的医疗模式转向公共卫生模式来处理心智失常疾病时，就会去探寻造成个体性和
社会性困扰的情境媒介，而不是困在痛苦病人脑袋的秘密之中。当我们把认知、社会和文化过程的基本知识带进思
考中，因此能更完整地评估正常人出现功能失常行为的机制时，我们就更有能力预防和治疗疯狂及其他心理病理疾
病。
权力下放式教学
当我意识到我在斯坦福监狱实验是如何毫不费力变成支配性的权威人物后，我逐渐改变我的教学方式，赋予学
生更多权利，并且节制教师的角色，将教师的权威限制在对专业领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而非社会控制。一门课开
始时，我会设定一段“有话大声说”时间，让大型演讲课的学生们可以对这门课畅所欲言。这个设计后来渐渐演变
成网络电子布告栏，我鼓励学生每天在这里公开发表他们对这门课的正反意见，直到学期结束为止。我也尽量降低
高年级学生间的竞争，我不用曲线式的给分方式，不从每个学生们对教材的掌握建立绝对评分标准，而改让学生与
学习伙伴共同应试，在某些课程中，我甚至完全排除评分机制。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个人影响
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束（1972年8月10日）后第二年，我和克里期·蒂娜在斯坦福纪念教堂结婚了，婚后的第
二十五周年，我们又回到那个地方，在孩子们的见证下重温了我们的结婚誓言。这位了不起的女士深深影响我生命
中的一切作为，我再也想不到有比她更好的人了。通过这段亲密关系，我才能从监狱经验的地狱中抢救出更多属于
天堂的美好。
在这小小为期一周的研究中，另一个对我个人的影响则是：它让我成为社会改革的倡导者，我提倡以研究中得
到的证据为基础推动监狱改革，也致力于将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的重要讯息向外推广、扩展。接下来让我稍加详
细回顾。
将收获极大化：传播社会福音
斯坦福监狱实验从各方面改变了我的生活，但其中最意外的改变就是我受邀出席美国众议院的小组委员会，突
然间，我从学院研究者变成了社会改革的倡议者。在1971年10月该小组委员会举行的一连串监狱改革听证会里，
委员们想听的不只是分析，还希望得到改革面的建议。在国会记录中，我明白主张国会介入监狱体系，以改善囚犯
甚至惩教人员的状况。
我大力提倡唤醒社会意识，让大众了解我们有必要中止狱中的“社会实验”，因为从居高不下的再犯罪率可看
出该项“实验”完全失败。通过更完整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有力的理由证明以上看法，并提出监禁的替代方
案。我们也必须打破抗拒的心理，支持有意义的监狱改革。我的第二次国会小组委员会听证关注的是青少年拘留问
题（1973年7月），这次的国会听证使我更进一步迈向成为社会倡议者之路。针对改善青少年拘留待遇，我提出一
份包含十九项个别建议的纲要。我很高兴得知部分由于我的证言，促使国会通过关于此议题的一项新联邦法律。主
导这次调查计划的参议员柏奇·贝赫（Birch Bayh）协助了整个立法过程，此法律规定不应将受审前拘留的青少年
与成年人共同安置在联邦监狱，以保护青少年免于受虐。而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已经说明了审前拘留期间青少年
的受虐现象。（不过假释听证会的举行确实使得结果混淆，因为在现实中，只有被判有罪并且服刑后才有机会获得
假释听
1973年我参与一场联邦法庭审判，斯坦福监狱实验在立法方面的其中一个有力影响即来自于此——斯佩恩
（Spain）等人对柏丘尼尔（Procunier）等人的讼案。当时在圣昆廷监狱喋血事件中被称为“圣昆廷六嫌”的囚犯
们已被隔离拘禁超过三年，他们被控在1971年8月21日的乔治·杰克逊逃狱行动中参与了狱卒及告密囚犯的谋杀
事件。身为专家证人，我巡回参观了圣昆廷监狱，并对参与事件的六人个别做了多次访谈。最后我在为期两天的作
证过程及预先准备的声明稿中提出一个结论，我的看法是，这些犯人在去人性化环境底下受到非自愿、冗长且无
限期的拘禁，而这样的监狱环境本身就已经构成“残酷而非比寻常的惩罚”，因此有必要改变。法庭后来也做
出相似的结论。此外，我在整个审判期间一直担任原告律师群的心理咨询专家。
我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束后参与的上述及其他活动都负有伦理使命感。为了平衡相对伦理的等式，我觉得自己
有必要将我从这个研究中所得到的收获极大化，直到能使科学与社会受益为止，好补偿斯坦福监狱实验参与者所经
历的痛苦。我在1983年出版的《从实验室到社会改革的提倡》（Transformi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to Advocacy
for Social Change）书中，有一章摘要整理了早期的努力成果。
媒体及影像的力量
由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视觉体验极为撼动人心，因此我们也运用这些影像来散播关于情境力量的讯息。首先是
1972年，我在格雷戈里·怀特（Gregory White）的协助下制作了一组由八十张照片组成的幻灯片秀，并同时搭配
我的录音带口述。这份资料主要是提供给学院里的教师们作为授课的补充教材。录像带的问世使得我们能转录这些
影像，并且同时呈现来自研究的档案影像记录以及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