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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结束五年后的一份追踪评估中，道格透露他开始会为了得到释放而让自己陷入极端痛苦，接着8612这
个角色又会缠上他。“我以为摆脱这个实验的方法就是装病，一开始只是假装身体有病痛，当那方法不管用时就装
出精神疲劳的模样。但花在装病上的精力让我痛苦，而这样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也真的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到
底有多痛苦？他在报告中说到，他女友告诉他，他紧张不舒服到实验结束两个月后还老是在谈那件事。
道格继续学习心理学，最后拿到了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部分原因就是希望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他的
博士论文是研究（对囚犯地位的）羞耻感及（对狱卒地位的）罪恶感，他在圣昆廷监狱而不是一般的医疗／临床院
完成实习学分，之后超过20年的时间在旧金山和加州的矫正体制中担任法庭心理学家（forensic psychologist）。
由于他动容的见证，让我们为实验的纪录片取名为《寂静的愤怒》，他谈到我们必须防范的是囚犯身上出现的嗜虐
冲动，这种冲动总是存在权力差异的情境中——就像一股寂静的愤怒，随时伺机突围、爆发。道格的工作一部分是
协助囚犯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仍能保持尊严，以及促使狱卒和囚犯和平共存。他的例子说明，尽管斯坦福监狱实验
一开始造成了强烈的负面效应，最后仍能转化为智慧与洞见，持续对个人与社会产生贡献。身为受试者的收获与承
受的痛苦是成正比的。
在所有电视节目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报道中，都会特别介绍被昵称为“约翰·韦恩”的酷吏赫尔曼，他由于身
为支配性角色，并且为虐待囚犯发明了各种“有创意的邪恶”任务和游戏而闻名。我们在我最近的一场演讲中碰面
时，他向我吐露心声，他说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说过，每个人一辈子中都会有一次机会享有短暂的美名，
不过斯坦福监狱实验带给他的却是“一时的丑闻、一辈子的臭名”。我曾经要求他想想这次参与是否曾在他的人生
中留下任何正面影响，他寄给我一张短笺作为回答：
数十年来，我背负的生命重担已经软化了当年那个傲慢而不经世事的年轻人。如果当时有人跟我说我的行为伤
害了某位囚犯，我可能会回答他：“那些人全是懦夫跟娘娘腔。”不过今天，我回忆当时是如何走火入魔以致伤害
他人而完全不自知时，这些经验已变成一则警世传奇，提醒现在的我必须注意对待他人的态度。事实上，有些人可
能会觉得我对自己身为公司老板的身份太过小心翼翼了，像是有时候我会对开除表现不佳员工这类决定有所犹豫，
因为我担忧这对他们来说太过残酷。
克雷格继续就读斯坦福法学院，他后来以法学博土身份毕业，同时也拿到我们心理系的博士学位。他在加州大
学圣塔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任教，教授颇受欢迎的心理学及法学课程。克雷格
后来成为美国的狱政首席顾问，也是少数与囚犯集体诉讼案件的律师代表合作的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他曾针对犯罪，
刑罚、死刑等许多不同面向广泛撰写文章，提出出色的见解。我们曾在许多专业的期刊论文、书籍以及贸易杂志上
合作发表文章。从他对斯坦福监狱实验对他造成的影响所做的声明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个实验的价值：
对我而言，斯坦福监狱实验是改变我职业生涯的再造经验。当津巴多教授、科特和我开始规划这个研究时，我
只是个刚读完二年级的心理学硕士生，那时在津巴多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对运用社会心理学解决犯罪及刑罚问
题的兴趣才刚要开始成形。。当我完成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工作后不久，我开始研究真正的监狱，而最后我将焦点转
向社会史，因为社会史协助塑造了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内在局限。但我从未忘记在那短暂的六天中，我在模拟监
狱里所观察及体悟到的教训，以及因此而对制度产生的洞察。
克里斯蒂娜·马斯拉什这位斯坦福监狱实验里面的女英雄，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大学教
务长、人文暨科学院院长，也是卡耐基基金会的年度杰出教授。她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短暂但强烈的经验，也对她
的职业生涯抉择有了正面影响，在一篇回顾性的文章中她这么说道：
对我而言，这个监狱经验遗留下的最重要影响，是我从个人经验中所学到的教训，而这样的学习又塑造了我接
下来对心理学的专业贡献。我最直接体会到的是心理学的去人性化——如何能让一个堪称善良的人用如此恶劣的方
式来认知和对待其他人；对于仰赖他们伸出援手和善意的他者，人们多容易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而且当成不值得
他们尊敬和平等对待的畜牲、下等人。斯坦福监狱实验里面的经验启发我进行关于精疲力竭感（burnout）的前瞻
性研究，即探讨对情感过度苛求的人类服务工作可能产生的心理危机，也就是导致起初仁慈、奉献的人去人性化，
甚至虐待他们原本应该服务的对象。我的研究尝试说明在各种职业环境中出现精疲力竭感的原因和结果，并试着将
研究发现应用于实务。我鼓励分析和改变造成精疲力竭的情境决定因子，而不是把焦点放在照顾者的个性上。因此
我的斯坦福监狱故事不只是扮演提前结束实验的角色，我也扮演了开始一项新研究计划的角色，而这都是来自于我
在那独一无二实验中得到的启发。
然后就是我了，菲利普·津巴多（关于科特及贾菲在实验中的角色请参见注释17）。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一周体
验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女生，从个人面及专业面都可说是如此。要追溯起这个经验为我带来的意外正面影响，那
可是非常浩大的工程。我的研究、教学和个人生活都逃不出它的影响，而我也因此成为一名社会改造分子，为改善
监狱境况，并为唤醒人们关注其他形式的制度性权力滥用而积极奔走。
实验结束后的三十年来，我的研究焦点可说是由模拟监狱的许许多多观点刺激而成。它们带领我走进“羞怯”、
“时间洞察力”和“疯狂”的研究世界。在简述过监狱实验对羞怯研究与治疗严重羞怯者的关联之后，我接着会详
述这经验对于我个人生活的改变。
羞怯：自我加诸的监牢
什么样的地牢比诸心事幽暗？什么样的狱吏较诸自我无情？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在我们的地牢中，囚犯回应狱卒们强制掌控的方式是交出自己的基本自由。然而在实验室外的真实生活中，许
多人却在没有外在狱卒逼迫下自愿放弃他们的谈话、行动和结社自由。他们在内心的自我形象中内化了一位苛刻的
狱卒，限制他们自发地表达自己、限制他们享受自由以及生命中的欢愉。矛盾的是，这些人也同时在自我形象中内
化了一位消极被动的囚犯，心不甘情不愿地默许他们自我强加在行动中的限制。任何行动只要威胁到内在自我，可
能造成羞辱、羞耻，以及社会否定，就必须予以回避。为了回应内在的狱卒，内在囚犯的自我于是从生命中退缩了，
缩回到一个保护壳里，选择躲在羞怯筑成的寂静监牢中享受安全感。
在仔细说明来自斯坦福监狱实验的隐喻后，我进一步去思考羞怯为一种社会恐惧症的病理学，它让我们看待他
者为有恶意的人而不是善类，并且因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关系。在我们的研究结束后那年，我开始进行一
项重要的创新研究“斯坦福羞怯研究计划”（Stanford Shyness Project），以成年和青少年为对象，目的是调查
羞怯性格的原因、结果和相关因素。这是首次针对成年人的羞怯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大家已知之甚详的是后来我们
又继续发展了一个计划，也就是成立了独一无二的“羞怯性格门诊”（Shyness Clinic，成立于1977年）从事治
疗。这些年来，位于帕洛阿尔托市的诊所一直在林恩·亨德森（Lynne Henderson）医师的主持下继续相关的治疗
工作，目前则隶属于太平洋心理学院（Pacific Graduate School of Psychology）。
我做这个治疗计划以及对羞怯性格的预防工作，主要目标是希望发展出一些工具和方法协助羞怯性格的人们，
让他们从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