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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所有的人都被期待能尽力完成两个礼拜的契约。学生健康中心也被事前知会研究中的可能突发状况，开预先做
好准备以因应任何可能的医疗需求。我们也曾寻求官方许可，开获得来斯坦福监狱实验研究赞助单位、斯坦福心理
学系，以及斯坦福人体试验委员会的书面许可。
除了由警方逮捕受试者的过程外，我们不曾欺骗过实验参与者。此外我和我的工作人员也重复提醒狱卒不能以
个人或集体方式对囚犯施加身体虐待，不过我们并没有将禁令的范围延伸到心理虐待的范围。
另一个增加伦理议题评估复杂度的因素是：我们的囚犯是公开受到圈外人检视的，而这些人原本都该是保护实
验参与者权益的。假想你是我们监狱里的囚犯，你会希望由谁来担任你的支持者呢？如果你无法为自己喊停，又是
谁该帮你按下“离开”键？应该是看见你流泪的监狱牧师吗？应该是你的父母、朋友、家人吗？注意到你的情况每
况愈下时，他们应该介入吗？那么多专业心理学家、研究生、秘书或是心理系职员，他们看过研究的实况录像，参
加过假释委员会，曾经在访谈中或在处理虐待行为时跟参与者说过话，这么多人中总该有一个人伸出援手吧！但事
实是，没有人这么做！
没错，这些旁观者全都消极地袖手旁观。他们接受了我所制定的情境框架，因而变得盲目看不清真相。也许是
因为模拟得太过真实，或是太过于注重角色的真实性，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只关注实验设计的一些枝节，表现得过分
理智。再者，一些旁观者看不到更严重的虐待事件，而参与者也不愿向圈外人，甚至是好友、家人完全坦承。这可
能是由于他们觉得尴尬、荣誉受损，或是感觉这么做有失“男子气概”。于是这么多人来来去去，却没有人能看清
真相并伸出援手。
最后我们只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办了几场事后的减压解说会。我们不只在实验结束后举办一场三小时的减压解
说会，也在后续的几个场合，当大多数参与者都回来观赏录像带及与研究相关的幻灯片时，又借机举办了几场。研
究结论出来之后，我仍和大多数参与者保持互动数年，也寄了影印的文章、我的国会听证资料、新闻剪报，或是通
知他们一些即将播出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相关电视节目。这些年来，有超过半打人曾和我一起参加全国性广播节目，
三十载过去，我仍然和其中少数人保持联系。
这些事后的减压解说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给参与者一个公开表达强烈感觉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对自己、
对他们在特殊情境中的不寻常表现有新的了解。我们采取“压力转化法”，在解说会中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在实
验中逐渐产生的影响或信念可能会继续延续到实验结束后，然后我强调，他们的作为只是这个被创造出来的监狱情
境中的负面病症，并不代表他们的人格有病。我提醒他们，他们是经由精挑细选才脱颖而出，原因正因为他们是正
常健康的人，而整个指派角色的过程完全是随机进行。因此他们并没有将任何病态影响带入实验中，相反地，实验
已经事先从他们身上排除了许多种病态的可能性。我也告诉他们，其他囚犯几乎都同样做了一些受屈辱的、说不通
的事。而大多数的狱卒都曾在某些时候出现虐囚行为，他们在角色中的表现，跟其他值班的同伙们没什么两样。
我也利用这些机会进行“道德教育”，跟他们讨论在研究中共同遭遇到的道德冲突。道德发展理论先驱拉里·科
尔贝格（Larry Kohlberg）曾主张，在道德冲突背景中进行讨论是最重要、也许也是唯一的方式，借此可提高个人
的道德发展层次。
回顾从情绪形容词自陈表中取得的资料，显示出减压解说会后，囚犯和狱卒的情绪都回到较平衡的状态，已接
近研究刚开始时的情绪水准。参与者在实验中的负面影响其实并不持久，原因可归诸于三个因素：首先，这些年轻
人都拥有健全身心，因此能在实验结束后迅速调适，第二，这个经验是属于当时的时间、环境、服装、角色脚本所
独有，他们大可以将一切打包，存放在标明为“斯坦福监狱实验大冒险”的记忆行囊里，不再触碰。最后，精细的
减压程序指出了造成影响的情境特质，成功地让狱卒和囚犯摆脱自己的恶劣表现。
对实验参与者的正面影响
针对研究的相对伦理，传统观点的看法是，只有当研究结果对科学、医学或社会的贡献大于实验参与者所付出
的代价，研究才能获准进行。尽管计算得失比率的做法看似妥当，不过我想在此挑战这个会计观点。我们的实验参
与者（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被称为“实验对象”）付出的代价的确是真实、立即而且明确的。不过相对地，无论预
期的收获会是什么，在研究者进行研究设计或获得实验许可的阶段，那些收获都只是遥远的可能性，也许不会有实
现的一天。而一个极有希望得到预期成果的研究却往往没什么意义，甚或因此不能发表，也无法在科学界讨论。就
算是得到有意义的发现并获得公开发表，也可能无法转为实务用途，或者若要达到有利社会的目的使得规模必须放
大，因此未必实用和可行。另一方面，有些研究或许一开始未必有明显用途，最后却有重要用途产生。例如调节自
律神经系统的基础研究，就对以生物回馈方式辅助治疗的保健应用有直接贡献。此外，大多数研究者对“社会工程”
中可运用于解决个人及社会问题的方法多半缺乏兴趣，也没有特殊才能。
综上所述，这些评论说明了无论从原则上或实践上思考，研究伦理等式中关于获益的崇高理想都有落空的可能，
然而就实验参与者及社会而言，他们仍然得分别付出损失的代价，就个人而言是净损，对社会而言则是毛利损失。
相对伦理等式中还有项被单独忽略的因素是实验参与者的净收益。他们是否也能从参加研究计划的经验中得到
某些好处呢？举例而言，他们在金钱报酬方面是否能抵偿参加医学研究时经验到的痛苦呢？若要实现人体受试者研
究的次要目标，适当且操作细腻的减压解说会不可或缺。我在诱发性精神病理学（induced psychopathology）研
究中的经验可作为范例参考。然而这类收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经验上来说，我们必须把这样的收获当作是结果
测量，是当研究者事先抱持对其“伦理可疑性”的敏感度而做研究时，得到的一种检验。考虑到研究伦理时，还有
一个大多数时候都被忽略的因素，就是研究者负有社会行动的义务，为了让他的研究能用于他的知识领域及社会改
革，研究者必须有所作为。
斯坦福监狱实验参与者及工作人员的意外收获
斯坦福监狱实验对于某些参与者及工作人员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不在预期中的正面效应也因此渐渐浮现。
总体来说，在最后一次追踪评估中（研究结束后的不同时间里，由参与者在家中完成并寄出），大多数参与者都表
示对个人而言，这是一次价值非凡的学习经验。这些正面感受多少可以平衡负面的监狱经验，虽然只到某种程度而
已：正如我们注意到的，没有任何参与者愿意再次自愿参加类似的研究。以下让我们从参与者的评估中检视斯坦福
监狱实验留下的正面效应。
先说说道格8612这位囚犯造反事件中的领袖，他也是第一位出现极端情绪性压力反应的囚犯。他的反应迫使
我们必须提前释放他，而当时他进入实验的时间不过才36小时。在我们的纪录片《寂静的愤怒：斯坦福监狱实验》
拍摄过程中，道格曾在一段访谈里承认这段经验十分令他困扰，他是这样说的：“这是个无与伦比的经验，我这辈
子从来没叫得这么大声过，也从来没有这么不舒服过。这是个失控的经验，不管是对那个情境还是我个人都一样。
或许我一直以来都有不容易失控的问题吧。为了了解自己，（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束后）我开始走人心理学领域，
我会继续研究心理学，去了解是什么事物会让一个人理智短路，这样我就不会这么恐惧未知了。”
在研究结束五年后的一份追踪评估中，道格透露他开始会为了得到释放而让自己陷入极端痛苦，接着8612这
个角色又会缠上他。“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