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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处理疏忽的伦理过失以及绝对伦理的议题外，还必须深入聚焦于相对伦理的议题，因为这是大多数科学研
究的指导原则。在相对伦理的等式中，中间的平衡来自于得失的权衡．研究产生的科学和社会贡献是否能够抵偿实
验参与者承受的痛苦？换句话说，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否是正当化实验的手段？尽管从研究中可以导出许多正面结果，
但关于当出是否应从事这实验的问题，答案只能由读者自己决定。
一个研究会启发—些想法，而孕育出其他的研究以及延伸研究，正如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反省完它的伦
理议题后，我们将简短回顾本研究的复制及应用，以便从更广的背景来评价它的童义。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伦理反省
斯坦福监狱实验研究是否违反伦理？从许多方面而育，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然而也有其他角度以合理的方式否
定这个答案．我们将在回顾性分析中提出证据支持这些不同看法，但在开始检视证据前。我必须说明，既然这场研
究已尘埃落定数十年，我为何还要讨论这些呢？我认为，由于我个人对伦理议题投注了许多关注，因此可以提供更
宽广的视角，而且不同于这类议题的典型讨论。或许借此可让其他研究者可以留意到一些隐约的警告迹象，而避免
重蹈覆辙，而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提醒下，他们也会对所采取的伦理措施更加敏感。我无意捍卫或是合理化自己在
研究中的角色，我将这个研究当成一个工具，用来说明当参与可能干预人性起作用的研究时，需要面对的伦理判断
的复杂性。
绝对伦理
为求精简，我将伦理分为绝对与相对。绝对伦理的标准是种较高的道德原则，无论其适用条件状况如何，绝对
伦理绝不因时间，情境、人、便利性不同而有所改变。绝对伦理体现于共同的行为规范中。
绝对伦理标准预设人的生命是可贵的，无论是否有意为之，但人绝不能以任何方式贬低生命。在研究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做让人受到痛苦的实验。从这个观点来看，无论研究的益处为何，即便确定能够对社会整体有所
贡献，坚持不该进行任何可能伤害人类身心健康的心理学或医学研究仍是合理。
采取这观点的入主张，即使打着科学的名号，说是为了知识、“国家安全”或任何号称高尚的理想才做伤害人
的研究，这些研究仍然违反伦理。在心理学的领域里，高度认同人文主义传统的学者们大声疾呼，人性尊严的基本
关注应当优先于这门学问所声称的目标，也就是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
斯坦福监狱实验绝对违反伦理
根据这样的绝对伦理观，斯坦福监狱实验绝对违反伦理，因为参与实验的人都受到极大痛苦。他们承受的远超
过当初的合理预期，当时他们不过是志愿参与一项关于“监狱生活”的学术研究，而且研究是在一所极有名望的大
学中进行。更有甚者，他们的痛苦与日俱增，并造成极大的压力和情绪骚动，以至于我们必须提前释放五位在身心
健全情况下进入实验的受试者。
隐藏在角色的面具以及让他们得到匿名性保护的太阳镜下，狱卒们做了许多原本不该做的事，当他们了解到自
己的作为之后也同样感到痛苦。承受暴行的学生完完全全是无辜的，狱卒们亲身见证了自己加诸于同侪的痛苦与羞
辱，他们对囚犯们的虐行完全无可抵赖，了解到这点后，他们经历到的伤痛远大于米尔格伦的经典研究“盲目服从
威权”中的参与者；关于这个研究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有更深入的探讨。一直以来，米尔格伦的这个研究饱受违反伦
理的批判，因为实验参与者可能会想象自己是对另一个房间中扮演“受害者”（学习者）的人施加电击。但是当实
验一结束，他们会立刻知道所谓的“受害者”其实是和实验工作人员共谋的演员。于是他们的痛苦来自于，尽管意
识到没有人受到伤害，但他们施加电击的举动却是如假包换。相对地，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狱卒的痛苦来自意识
到自己对囚犯的“打击”全是真实、直接且持续不断的。
斯坦福监狱实验一个遭受违反伦理的批评来自：事前并未向告知被指派为囚犯的学生和家长将在星期日早上被
逮捕，并于警察总部进行正式登记。于是，当实验于周日上午骤然侵入他们的生活时，他们完全猝不及防。之后，
我们还试图操弄家长的想法，在访客之夜通过各种欺骗和伎俩让他们相信自己儿子的处境并不那么糟。对此我们也
深感罪恶。我们这么做的原因不只是为了维持监狱情境的完整，也因为“欺骗”是监狱模拟实验的基本要素，在许
多处在监督委员会调查下的系统里，这类欺骗根本是家常便饭。于是我们做足了表面工夫，好让系统管理者可以—
一反驳对囚犯恶劣处境的抱怨和关切。
另—个违反伦理的理由是我们没有更早中止研究。回顾当时的种种，确实有许多理由允许我这么做。我应该在
第三天、当第二名囚犯承受剧烈压力时就决定中止。当时应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道格8612前一天的崩溃不是假装，
而我们应该在更多人、在下一个或下下一个囚犯出现极端不适反应时就喊停。
没有在实验开始失控时更早结束研究，我认为主要理由是，我的调查研究负责人和监狱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形成
了冲突，前者的我是研究伦理的守护者，后者的我却不计代价急于维持监狱的健全和稳定。我倾向相信，如果有其
他人扮演监督者角色，我可能会有更明智的判断，并因此提前结束实验。当初进行实验时，应该有个威权高于我的
人扮演监督者角色才对。
然而，在“监禁心理学”背景下创造出许可虐待行为的制度，我的确认为自己有责任。这个实验成功复制出真
实监狱中最糟的面向，但代价却是造成人类的痛苦。我至今仍深感遗憾，并对我所造成的无情残酷由衷致歉。
相对伦理
大部分研究是采用功利主义的伦理模式，根据功利主义原则加权的实用标准来做伦理判断。就像大多数心理学
实验一样，我们的研究明显是听从这类模式。不过当权衡利弊得失时，应该纳入什么样的元素加以考虑？该如何运
用比例原则来加权得失？由谁来判断？采取相对伦理立场的研究若期待被视为合乎伦理，这些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某些问题目前已经得到暂时的解答，而解答乃是来自人类传统智慧的基础，也就是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类似先例、
社会共识、个别研究者的价值观与敏感度，以及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的普遍觉醒程度。针对所有医学和非医学性质
的人类研究，机构、奖助机构以及政府，都必须建立严格的指导原则和限制。
对社会科学家而言，造成伦理困境的关键在于：研究者必须衡量什么是对社会和理论思考有所贡献的研究时所
必须采取的做法，以及照顾到实验参与者的福祉和尊严必须有的考虑，研究者究竟该如何取得两者间的平衡？研究
者本身通常倾向为自己考虑，因而在天平两端会偏向前者。然而外在的审核者，尤其是经费审核单位以及人体试验
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则必定会站在弱势的一方扮演人权监察专员的角色。尽管如此，外在审核
者在决定是否允许特定实验中出现欺骗、情绪骚动，或其他实验中被允许的负面状态时，也必须以“科学”和“社
会”的整体利益为念。他们的决定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也就是假设类似程序中产生的任何负面影响都只是暂时的，
不可能持续到实验以外。
接下来让我们思考，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如何共存。
可能会有人争辩斯坦福监狱实验并不违反伦理，理由基于以下几点：斯坦福大学的法律顾问曾受邀评估这项实
验并拟出一份“非正式同意”声明，告知我们关于这项实验的做法、安全性和保险必须满足哪些要求才能许可实验
进行。而这份“非正式同意”声明还经过每个实验参与者签字同意，声明中有特别强调实验期间实验参与者的隐私
可能会受到侵犯；囚犯们的伙食不会太丰盛，只够填饱肚子，实验参与者可能会失去部分人权，也可能受到一些骚
扰。所有的人都被期待能尽力完成两个礼拜的契约。学生健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