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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法效应-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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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知易行难。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强烈的心理偏见——“基本归因谬误”,使我们无法以这样理性思考。
提倡个体主义的社会如美国及许多西方国家,逐渐习惯去相信天性的重要胜于情境。在解释任何行为时,我们过度
强调人格的重要性,却低估了情境的影响力。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希望读者们开始注意这个行动的双重原则是如何
频繁出现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他人的决定过程中。接下来要以我们的监狱研究思考让情境发挥影响力的特质。 

 

 规定的塑造力量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出现的情境力量结合了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单独而言并无特殊之处,然而一旦联合起来,就
会发挥强有力的影响。其中一个关键特质就是规定的力量。规定是以正式而简化的方式来控制非正式的复杂行为。


其运作方式是规则的外化,即制定什么是必需的,什么是可接受、可以得到报偿的,以及什么是不被接受并因此会
受惩罚的。当时间久了,规定逐渐有了自己的生命,开始不受控制,并拥有合法的威权。即使规定不再适用、变得
含糊不清,或是因为规定执行者的任意诠释而变化,规则仍然屹立不摇。 

 借着怪罪“那些规定”,我们的狱卒可以将加诸囚犯的大多数伤害正当化。举例来说,让我们回想一下囚犯在
熟记狱卒和典狱长发明的17条专制规定时必须承受的痛苦吧!也请思考一下用餐时间进食行为的规定二是如何被
滥用来惩罚克莱416,只因为他拒绝吃下不洁的香肠。 

 有些规定可以有效调节社会行为,故有其必要;例如演讲者说话时观众必须聆听、驾驶遇到红灯要停车、不可
插队。然而有些规定只是幌子,只为了掩饰创造规定者或负责执行者在支配的事实而已。就像斯坦福监狱实验规定
一样,最后一条规定自然是关于破坏其他规定时的惩罚方式。也因此一定会有某个人或某个代理机构愿意并且有能
力执行这类惩罚,在公开场所执行最理想,可以收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喜剧演员连尼·布鲁斯(Lenny Bruce)曾
以逗趣的方式描绘谁可以、谁不能把粪便丢到邻居院子里的规定是如何发展出来。他也将警察角色的创造描述成是
为了担任“我家院子里不准有屎”规定的守护者。规定和规定的执行者都是情境力量内在固有的,尽管如此,系统
仍扮演了一定角色,雇用警察并创造监狱来监禁破坏规定者的都是系统。 

 

 一旦规定成真 

 

 一旦你穿上制服并被赋予一个角色,我是说,一份差事,有人对你说:“你的工作就是管好这些人。”然后你
就会变了个人,不再扮演穿着休闲服的角色了。当你穿上卡其制服、戴上眼镜、拿着誓棍时,你就会真的变成狱卒,
你会开始演起那个角色。那是你的戏服,穿上它,你就得照着剧本演。——狱卒赫尔曼 

 当演员扮演虚构人物时,常常必须演出与他们人格认同相异的角色。他们按照演出角色的需求,学习说话、走
路、吃东西,甚至是思考和感觉。演员的职业训练使他们得以维持人物角色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区隔,将自我隐藏在
幕后,在幕前演出和真实自我大不相同的角色。然而,即使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都会遇到界限模糊的时候,在戏
落幕或电影杀青后仍然走不出剧中人的阴影。他们全神贯注于角色的内在强度,而让这股强大力量指挥舞台下的人
生。观众变得不再重要,因为演员的心思已经完全被角色占据。 

 要解释戏剧化角色最后“弄假成真”的效应,英国的电视“真人实境秀”《乡郊大宅》(The Edwardian Country 
House)有个很棒的例子。该电视剧从约800名应征者中选出19个人,在优美庄园里担任英国仆役的角色。根据剧
中的时代设定,扮演管理仆役的总管一职的人,行为举止必须遵照严格的阶层制度,可是演出者却被自己能轻易变
成专制总管这件事给“吓到了”。这名六十五岁的建筑师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无法接受自己可以轻易对他管理的
仆役施加绝对权力,“你突然明白你不用说话,只需要动根手指他们就会乖乖听话了。这想法很吓人——令我毛骨
悚然。”而一位扮演女仆的女性,在真实生活中担任旅游信息处官员,她开始觉得自己像隐形人一样无足轻重。她
描述她和其他人如何快速适应仆役的角色,她说:“我先是惊讶,然后就感到害怕了。全部的人都变得低声下气,
我们很快学会了不要回嘴,而且觉得自己是卑下的。” 

 典型的情况是,角色和特殊的情境、工作、职务是相连的,比方说教授、门房、出租车司机、牧师、社会工作
者或色情片演员都是如此。人处在某个情境时就会扮演某个角色——当他在家、在学校、在教堂,在工厂或是在舞
台上时,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同。而通常处在“正常的”生活中时,角色就会被抛在一边。然而有些角色会不知不觉
渗透进入你的生活。这些角色不只是偶尔演出的剧本而已,它们会在大多数时候变成你。即便一开始我们只承认它
们是人为的、暂时的、受情境限制的角色,但它们仍被内化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变成了父亲、母亲、儿子、
女儿、邻居、老板、劳工、助人者、医治者、娼妓、士兵、乞丐及其他许许多多角色。 

 更复杂的是,我们都必须扮演多重角色,有些角色相冲突,有些则可能挑战我们的基本价值与信念。正如斯坦
福监狱实验里的例子,当初一开始我们只是用“不过是个角色”来和真实个人做区别,但是当角色行为得到报偿时,
却开始造成深刻的影响。就像“班上的小丑”虽然赢得他无法用特殊学业表现得到的注意,可是接下来就再也不会
有人认真看待他了。或者是羞怯,一开始时可以用怕羞来避免笨拙的社会互动,这时羞怯是一种情境式的笨拙,但
是当怕羞的次数多了,原先只不过是扮演角色,最后却真的成了怕羞的人。 


 挫败感也是如此。当人们扮演界限僵化的角色,并因此赋予既定情境许多限制,像是限制什么行为才是适当、
被期待及获得强化的等等,这时候人们就可能做出很糟的事来。当人处在“正常模式”时,会用传统道德和价值观
来支配生活,然而角色的僵化性却关闭了正常模式中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角色分隔(partmentalization)的
自我防卫机制,允许我们在心智上接受相互冲突的信念与期待,让它们成为彼此分隔的密室,以避免争执。于是好
丈夫也可以毫无罪恶感地演出奸夫的角色,圣徒可以是一辈子的鸡奸者,亲切的农场主人可以是冷酷无情的奴隶主
子。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如何,角色扮演的力量均足以形塑我们的看法,当一个人接受了教师或护士角色,他就可
能会为了学生及病患的利益终其一生牺牲奉献。 

 

 角色过渡:从医治者变成屠夫 

 

 这方面最糟的案例是纳粹党卫军医师,他们的角色是在集中营囚犯中挑选出处决或“实验”的人犯。而在经过
重新社会化之后,他们已经完全摆脱常态的医治者角色,完全进入杀人共犯的新角色当中。基于为了公共利益而必
须有所作为的群体共识,他们接纳了几个极端的心理防卫机制,以避免面对事实——身为犹太人集体屠杀事件的共
犯。要理解这段复杂过程,我们必须再次提起社会心理学者利夫顿。 

 刚进入这环境的新医生,一开始一定会对他所见到的景象感到惊骇,他会问一个问题:“这里的人怎么会做出
这些事?”一个普通的答案就能解答一切:对他(囚犯)而言,什么是比较好的?是在粪堆里苟延残喘还是乘着一
团毒气到天堂去?于是这个新人就会完全被说服了。面对严酷的生命现实时,大屠杀是每个人都被期待去适应的手
段。 

 将犹太人灭绝计划塑造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心理学目的有两个:“它代表着独一无二的大规模屠杀计划,而
且从根本上把焦点锁定在问题的解决。”于是它把整件事变成一桩有待解决的难题,任何手段只要是必需的,都可
以来达成这个实用性目标。这样的理智训练,让同情与怜悯从这名医师的日常巡诊中完全消失了。 

 然而挑选人犯进行毁灭的工作是“如此繁重,和极端的邪恶又息息相关”,这让高等教育的医师们必须运用一
切可能的心理防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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