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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但现在他们对这研究的期待已经完全破灭了。他们原本以为只是做几个小时的低贱差事，其余时间可以读
书、玩乐、认识新朋友。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一开始规划中要求的——至少在囚犯们开始造反而狱卒们掌握大势之
前是这样。我们甚至还打算要办几场电影之夜呢。
囚犯们对于一些事情特别反感，他们厌恶日以继夜的持续辱骂、缺乏暂时不受工作人员监视的隐私及喘息空间、
任意武断的规则执行、随机惩罚以及被迫分享狭窄寒酸的牢房空间。当叛乱开始时，狱卒转向我们寻求协助。但我
们袖手旁观。我们的态度很清楚：一切取决于他们的决定。我们只是观察者，没有意愿介入。在开始阶段，我还无
法沉浸于警务长的心态中，当时的我反而像个主要观察者，兴趣是搜集资料，想了解假扮的狱卒如何回应这个紧急
事件。
让我们措手不及的是，道格8612在协助策划造反后就迅速崩溃了。他用颤抖的声音控诉囚犯所遭遇到的一切
不合理对待，“这是个很鸟的模拟实验，根本不是什么监狱，干你他妈的津巴多博士！”我们所有人震撼不已。我
不得不钦佩他的勇气。我们无法全心全意相信他是真的觉得很痛苦，而不是做做样子。记得他最先表示希望被释放
时，我跟他谈过话，当时我还请他考虑当我们的“卧底”，交换条件是继续当囚犯，但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谁可以找
他麻烦。
我又进一步想起在道格8612突然崩溃时，克雷格做出了释放他的困难决定，那时道格进入实验的时间不过36
小时：
作为实验者，我们没人料到会发生这种事。当然了，我们临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摆平它。还有，很明显的是，
这名年轻人在模拟监狱的短暂经验中感受到的困扰远超出我们任何人预期。。基于伦理、人性优先于实验的考虑，
我决定释放囚犯8612。
我们原本不预期有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如此剧烈的压力反应，但这预期却被打破了，该怎么解释这件事？
当时我们做出一个方向错误的归因，克雷格是这么记的：
我们迅速找到一个自认为自然又可靠的解释：他一定曾因为脆弱或性格上的弱点而有过崩溃经验，这可以说明
他对模拟监狱环境过度敏感和过度反应！事实上，当时我们忧虑的是资格审查过程是不是出现了瑕疵，才会让一个
已经“受损”的人混进来，却没有被侦测到。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承认这个明显的反讽：这是我们研完中的情境力
量第一次在完全不预期的情况下以如此惊人的方式呈现，但我们却“用特质论来解释”，我们采取的正是当初设计
研究时想要挑战和批判的思维！
让我们回顾道格8612对这场经验的最后回应，并且承认，他当时的困惑非常深刻：我决定要离开，但当我告
诉你们这些人我的决定、我所看到、经历到的一切时，你们只说了句“不行”，然后把我的话当放屁。当我回去时，
我明白你们只是在敷衍我，这让我很火大，所以我决定要做点什么好离开这里。我策划了几个离开的行动，最容易
又不会造成人、物损伤的方法就是直接假装抓狂或苦恼的样子，所以我选了这个办法。当我回到笼子里时，我就有
意识地假装崩溃，我知道在跟贾菲谈之前，先不要在笼子浪费力气，要到贾菲面前才释放情绪，这样就出得去了，
可是到后来，当我在操弄情绪、装出难受的模样时，我是真的很难过，你知道吧——你怎么可能，假装不舒服呢，
除非你真的很难过。。就像疯子不可能装疯卖傻，除非他真的有点疯了，你懂吗？我不知道到底我是真的受不了，
还是被人诱发，那个黑黑的家伙让我很抓狂，他叫啥？科特吗？这大致就是我的遭遇。而你这位津巴多博士却跑来
跟我谈买卖，好像我是奴隶还是什么东西。。你到后来还在耍我，不过你是可以做点什么，你们应该要在实验里做
点什么。
模拟的重要性
人若处在某种强大社会情境中，本性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剧烈程度就如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引人入胜的虚构小说《化身博士》（Dr．Jekyll and Mr．Hyde）。几十年来，斯坦福监狱实验
引发的关注仍持续不歇，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个实验揭露了“性格转变”的惊人事实：当情境力量加诸于人时，好人
会突然变身成像狱卒般邪恶的加害者，或如囚犯般病态的消极被害者。
通过引导、诱使或传授的方式，就可以让好人为非作歹。当好人沉浸在“整体情境”时，情境力量会挑战个人
人格、个性和道德观的稳定性及一致性，从而影响人性的表现，引导人做出诸如非理性、愚蠢、自毁自弃，反社会，
不计后果的行为。”
我们希望相信人有基本不变的善性，能够抵抗外在压力，并以理性方式评价并抗拒情境诱惑。我们赋予人性以
神性，人性具有道德及理性的能力，使人类公正而富有智慧。在善恶之间，我们竖立一道看似穿不透的藩篱，以简
化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在善这一边的都叫“我们”、“自己人”、“同类”，而在恶那一边的通通归成“他们”、
“别人”、“异类”。矛盾的是，在创造出不受情境力量影响的迷思时，我们却因此对情境力量失去警觉性，从而
开启了堕落之门。
斯坦福监狱实验及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参见第十二章、十三章）透露出我们不愿接受的信息：大多数人不得不
面对社会力量的严格考验时，都会出现重大的性格转变。我们置身事外地想象自己的可能作为，然而一旦进入社会
力量的网络中，想象自己的行为表现及实际能做的却差了十万八千里。斯坦福监狱实验号召我们捐弃“善良自我”
能够打倒“恶劣情境”的简化观念。正如情境感染相同处境的其他人一样，只有当我们承认情境也有“感染我们”
的潜在力量，才能最完善地抗拒、避免、挑战及改变这类负面情境力量。罗马喜剧作家泰伦斯（Terence）说过：
“凡出于人性的，必适用于我。”这句话提醒我们时刻莫忘此一认识的重要性。
通过纳粹集中营狱卒、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教”的毁灭仪式，以及更近期的日本“奥姆真理教”仪式所造
成的行为变化，这些教训一直重复地传达给人们。而在波黑、科索沃、卢旺达、布隆迪及最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
种族灭绝暴行，也同样提供了有利的证据，证明人类会将人性及仁心屈服于社会力量，以及诸如战争征服、国家安
全等抽象的意识形态借口。
无论人类曾犯下多么恐怖的暴行，只要处在正确或错误的情境中，这些行为就有可能出现在我们任何人身上。
这样的认知并不构成为邪恶开脱的理由，相反地，它使得邪恶民主化，让一般行动者共同承担了邪恶的责任，而非
宣称邪恶是偏差分子或者是暴君的专利——邪恶的都是“他们”，不会是“我们”。
斯坦福监狱实验最单纯的教训是告诉我们情境的重要性。社会情境在个人、群体及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和心智运
作上产生的作用力，远较我们能想象的还深刻。有些情境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让我们做出不曾更不
可能预测得到的行为反应。”
人若处在无法依循从前法则行事的新环境中，情境力量的影响最为显著。在这类情境中，惯常的报偿结构不同
了，预期也被打破了。置身其中时，人格变项的预测力变得很低。因为它们的预测力依赖的是想象的；未来行动估
计，而未来行动则是以过去在熟悉情境中的典型反应为基础——但现在我们遇到的新情境并非如此：一位新狱卒或
囚犯会这么说。
也因此，当我们试图了解自己或他人令人困惑的不寻常举动时，都必须以情境分析为出发点。只有以情境为基
础的侦查工作无法解答谜题时，才采用天性式分析（基因、人格特质、个人病理学等），我在斯坦福的同僚李·罗
斯认为，这样的分析方法是邀请我们从事“归因的仁慈”（attritutional charity）。这意味着，我们不是一开
始就把矛头指向做这件事的行动者，而是仁慈地从现场调查出发，去找出行为的决定因素。
然而知易行难。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强烈的心理偏见——“基本归因谬误”，使我们无法以这样理性思考。
提倡个体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