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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的特权，一般来说，囚犯只能采取相对被动的姿态。在我们记录到的各种情况中，狱卒呈现的最大特征是下列反
应：下指令、羞辱囚犯，将囚犯去个性化，对他们表现出侵略性、威胁，以及使用工具对付他们。
一开始时囚犯还会反抗狱卒，尤其是在研究开始的几天，以及后采克莱416用绝食抗议。囚犯们倾向以正面的
个性化方式对待其他人，询问对方问题，提供信息，而且很少对别人表现负面行为，后者在占支配地位的狱卒身上
后来变得很常见。不过这些都只发生在研究开始的头几大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在六天的研究中，我们
观察到最罕见的两个行为是个性化对待及互相帮助。我们只记录到一次助人事件，这个人类关怀同类的单一事件发
生于囚犯之间。
这些记录也以量化的角度强调了我们在研究期间的观察心得：狱卒们逐步扩大对囚犯们的骚扰行为。如果我们
将最初的两个囚犯一狱卒互动事件与最后的两个事件比较，会发现在同样的时间单位内，一开始并未出现任何去个
性化对待，但在最后的事件中，却记录到这类行为出现的平均数高达5。4次。同样地，开始时狱卒们鲜少出言贬抑
羞辱，平均记录为0。3次，但在同样时间内，他们在最后一天却平均做出5。7次的贬抑行为。
根据对录像带资料的时间分析发现，随着时间过去，囚犯们渐渐不做事了。各个行为领域的计分都随着时间进
展而普遍下降。他们不再有什么开创作为，只是随着日与夜麻木不变的交替而越来越被动。
录像带分析也发现，相较于其他两个班次，有“约翰·韦恩”轮夜班的时候，囚犯最难挨。在这残酷的班次中，
狱卒们的行为明显有别于前后交接的两个班次，他们下达更多指令（在标准化时间单位内，个别而言是平均9。3次
相对于平均4。0次），对囚犯口出恶言的次数超过其他时候的两倍（个别而言是平均5．2次相对于2。3次），也
比其他班次的狱卒更常以侵略性方式惩罚囚犯。而我们在阿内特当班时观察到较隐约细腻的语言侵犯，并未显现在
这些分析中。
录音带分析
有时候我们会使用隐藏式麦克风来录音记录，录音内容包括由我们一位工作人员访谈囚犯及狱卒，以及囚犯们
在囚室中的对话。我们以分类方式记录此种言语活动的一般性质，一共分为九个类别。同样地，录音带也由两位独
立裁判进行分类，所得到的结果十分具有可信度。
九个分类当中，除了提问，提供信息、提出要求和下达命令之外，其他都是和评论有关的类别，包括正面／负
面看法，正面／负面评价，个性化对待／去个性化对待，继续研究的意愿或者希望中断，以及希望在未来以正面或
负面的方式行动。
我们十分惊讶地发现，狱卒们几乎和大多数囚犯有相同程度的负面看法及负面的自我评价。事实上，“好狱卒”
乔夫·兰德里对自我的负面评价比任何囚犯都还多，负面情绪在所有人当中也最普遍，只有一位实验参与者的负面
情绪比他更严重，就是道格8612。从我们与囚犯的访谈中，可以归纳出一个特色，即囚犯在情绪表达以及自我评价
及行为意图（主要是意图表现侵略性，并且对自身处境的看法倾向负面悲观），都普遍有负面反应。
这些访谈显示，在留下来进行实验的囚犯及被提前释放的囚犯身上，实验对情绪影响出现了清楚的差异。对照
留下来的和被释放的两群人（根据每个访谈中的表现），比较他们在负面看法的表达，负面情绪、负面自尊感及意
图表现侵略性的平均数。结果发现，被提早释放的囚犯的期望更加负面，并较常表现出负面情绪、负面自尊感，在
意图表现侵略性次数方面，则多于坚持留下的牢友四倍。
当囚犯们暂时不必列队答数、无须卑躬屈膝听人差遣，或无须参与公众事物时，窃听囚室中的私人对话，可让
我们了解囚犯在私底下的交谈内容。请记住，一开始时，分配在同一囚室的三个室友们彼此完全陌生。只有当他们
回到隔离的囚室时，他们才开始互相认识，因为在公共活动时间时，任何“闲聊”都不被允许。由于囚犯们同处于
封闭的环境中，并且预期接下来将有两个礼拜的互动，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将会寻找共通点以联系彼此。我们预期
听到他们聊彼此的大学生活、主修的课程、职业、女朋友、喜欢的球队、音乐偏好、嗜好、实验结束后打算在剩下
的暑假中做些什么事，也可能会聊到要怎么花掉即将到手的报酬。
完全不是这样！所有这些预期几乎都落空了。在我们所录到的囚犯对话中，有整整九成都跟监狱主题相关。只
有一成的谈话焦点落在个人的或生平经历介绍。囚犯们最关心的事情是食物、狱卒的骚扰，他们希望能够开个会让
大家发发牢骚，并构想脱逃计划，他们也关心其他囚室囚犯及一些孤僻囚犯们的行为表现。
当他们有机会暂时远离狱卒的骚扰以及无聊沉闷的照表操课，有机会借助社会互动而暂时超越及抛开囚犯角色、
建立自己的人格认同时，他们却没有这么做。囚犯角色支配了个别人物的所有表达。监狱情境支配了他们的看法及
所关心的事物，可说是迫使他们进入一种延伸现在的时间定位。无论自我是处于被监视或者暂时获得喘息的状态，
都无关紧要。
囚犯们并不分享他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期望，因此，每一位囚犯对其他囚犯的唯一了解，都以观察当下行为表现
为基础。我们知道的是，囚犯们在服刑期间以及从事其他差役时，眼中看到的通常只会是彼此的负面形象。但这个
负面形象却是他们在同侪眼中建立自己的性格印象时，唯一的凭借基础。由于他们只关注于当前情境，囚犯们也因
此助长了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更强化了他们的负面经验。因为一般而言，当人们面临恶劣处境时，会试图
以时间观点将情境区隔化，于是他们可以借着缅怀过去来自我安慰，并借此想象一个更好的、不一样的未来。
这种囚犯自我加诸的心理状态，甚至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囚犯们开始采纳甚至完全接受狱卒针对他们制造的负
面形象。在所有囚犯私下互动的回报中，有一半都可归类为不具支持性质及不具合作性质的互动。更糟的是，当囚
犯们评价相同遭遇的牢友，或向他们表达关心时，85％的几率不是赞赏或鼓励，有时甚至是不以为然！以下数据在
统计上有重要意义：谈话焦点较着重于监狱议题而不是非监狱议题，偶然发生率只有1％；谈话焦点集中在牢友的
负面特质与集中于正面或中立特质相对时，偶然发生率只有5％。这意味着，这类行为效应是“真实存在”，不该
归因于囚室里私下的随机谈话。
囚犯们经由这些方式逐渐内化监狱中的压迫，于是，看着同伴被羞辱、像绵羊一样驯服，或者是做着不用大脑
的下贱工作，就是同伴印象形成的主要方式。既然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尊敬之意，又如何能在监狱里拥有自尊？最后
这项未预期的发现，提醒我想起“认同加害者”的现象。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用这个词来描述纳粹集中营
中的囚犯是如何内化他们的压迫者本身的权力（首次运用这个词的人为安娜·弗洛伊德）。贝特尔海姆观察到，某
些囚犯的行为表现就像他们的纳粹狱卒，他们不只虐待其他囚犯，甚至穿上被丢弃的纳粹党卫军制服。这些受害者
不顾一切地希望在充满敌意、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幸存下来，他们只意识得到侵略者的需求，而不是去反抗；他们拥
抱了侵略者的形象，然后变成侵略者的样子。在有权的狱卒及无权的囚犯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权力差距，然而这差距
却被这类心理操练极小化了。人变成与敌人共存——在自己内心。这种自我欺骗可以避免对自身处境的现实评价，
抑制斗争行动、对抗策略或是造反，而且不容许对自己的受难同胞有任何同情。
生命是自欺欺人的骗术，要骗得天衣无缝，就必须习惯成自然，一路骗到底。
——威廉·黑兹利特《论迂腐》，载《圆桌对论》
（William Hazlitt，“On Pedantry”，The Round Table，1817）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教训和信息
叙述完扮演囚犯及狱卒角色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