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分数，都高于因表现出极端压力反应而不得不提前释放的人。
如果针对表现上偏离群体平均值（1。5个标准差以及以上）的个别狱卒及囚犯检视他们的分数，有些令人好奇
的模式就出现了。
首先，让我们先看看表现特殊囚犯的一些人格特质。在我的印象中，杰里5486非常沉着稳健，而这个印象也
得到证据支持，他在“稳定度”上的分数的确高于其他囚犯，但在其他分数上则非常接近母体基准。当他的行为偏
离轨道时，他总是有正向的表现。他在“阳刚性”（不容易掉泪、对罗曼史不感兴趣）的分数也是最高。斯图尔特
819把自己的囚室搞得像垃圾堆，使得必须收拾他留下烂摊子的牢友心情糟透了，他在“守秩序爱整沽”（一个人
行事小心及重视整齐清洁的程度）的项目则得到最低分。尽管行为跟规则完全背道而驰，他一点也不在意。猜猜看
谁在“活动力”（喜爱体力活动、辛苦劳动及运动）的评估项目上得到最高分？没错，就是“中士”2093。“信赖”
的定义是相信他人基本上是诚实而善意的，克莱416在这方面拔得头筹。最后，从囚犯档案中，你认为哪—位的“服
从”（相信执法、接受社会现实、对他人的不服从不满）分数可能最高？哪一位对克莱416抗命狱卒的行为反应最
强烈？除了我们年轻的小帅哥修比7258之外还会有谁！
在狱卒中，只有少数个人档案出现非典型的分数，他们的分数相较于其他问侪显得十分反常，令人感到相当好
奇。我们先看看“好狱卒”约翰·兰德里，他在“感问身受的能力”项目上得到最高分，而不是他的弟弟。狱卒瓦
尼施在“感问身受的能力”和“信赖”项目上都是最低分，却最关心秩序与整洁。在狱卒中，他也是马基雅弗利量
表分数最高的一位，把这两个指标放在一起比较，正足以说明他在整个研究中以冷静态度表现出有效率、机械式且
疏离的行为。
尽管这些发现指出人格测验的确可以预测某些个别案例的行为差异，我们仍然必须小心谨慎，在了解进入一个
新环境（如我们的监狱）中的个体行为模式时，不可过度概化，跌人以偏概全的陷阱。举个例子，根据我们所进行
过的所有测验，在所有囚犯中，杰里5486的表现可说是“超乎寻常”。然而，仅次于杰里5486、在人格报表分数
上可给予“极为正常”评价的却是道格8612。他对于演戏的病态说明，以及后来变得很“疯狂”的行为表现，都很
难从他实验前“极度正常”的状态中预测到。此外，在四个最恶毒的狱卒和其他没那么滥权的狱卒之间，我们也找
不出任何可看出他们之后差异的人格前兆。没有一个单一人格倾向能够解释这些极端的行为变化。
假如我们现在来看看最恶毒、最残酷成性的两个狱卒：赫尔曼和阿内特的人格分数，可以看到他们俩在所有人
格面向上的表现都一般而平均，只有一项除外。使他们出现歧异性的是“阳刚性”。直觉反应的人格理论家或许会
想当然地认为赫尔曼——我们这位无法无天的“约翰·韦恩”一定阳刚到了顶点，并且以此为他辩护。事实正好相
反；他在阳刚性的分数低于所有其他狱卒，甚至也低于所有囚犯。对照之下，阿内特的阳刚性却胜于所有狱卒。心
理动力学取向的分析者或许会十分肯定地以为，赫尔曼冷酷、支配性的行为，以及他所发明的恐同运动，是为了对
抗他不具阳刚气质、可能有潜在同性恋倾向的人格特质，从而激发出的反应。尽管如此，在我们继续陶醉于这些分
析性花腔之前，我得赶紧补充，在接下来35年的岁月中，这名年轻人始终维持着循规蹈矩的生活，是个称职且正
常的丈夫、父亲、生意人、热心公益的国民，这些是对他唯一适当的形容。
情绪形容词自陈表
我们要求每个学生都得完成一份检核表，从表中选出最适合形容他们当下心境的形容词，这样的评估在研究期
间曾进行过两次，在减压解说会后又立即进行了一次。我们将情绪形容词加以结合，使负面情绪形容词与正面情绪
形容词相抗，并且将描绘活跃与被动的形容词分开。从所见到囚犯状态，我们可以精准预料到结果，正如所料，囚
犯表示感受到负面情绪的次数是正面情绪的三倍之多，总体而言的负面性远较狱卒为高。而狱卒们表示感受到负面
情绪者，仅稍微多于正面情绪者。这两个群体间还有另一项有趣的差异：囚犯的情绪状态表现出较大的浮动性。研
究进行期间，他们在情绪上的变化程度是狱卒的两到三倍，后者表现出相对稳定性。在活跃和被动的面向上，囚犯
们的分数往往高一倍，这表示他们内在的“骚动不安”也两倍于狱卒。尽管监狱经验在于狱卒和囚犯身上都造成负
面的情绪影响，对囚犯所造成的反效果却更深刻，并且更不稳定。
比较留到最后的囚犯和提早释放的人，中断实验者的情绪确实有更多负面特质：沮丧、不快乐。当第三次要求
受试者完成情绪量表时，就在我们告诉实验对象研究必须中断之后（提前被释放的实验对象也返回参加了减压解说
会），正面情绪方面立刻明显出现了变化。所有“前任囚犯们”选择的自我描述形容词表示，他们的情绪远较之前
正面，不再是那么负面了——负面性的强度从一开始的15。0掉到了5。0的低点，而正面性则从开始的6。0低点攀
升至17。0。此外，相较之前，他们也觉得自己不那么地消极被动。
总体而言，在情绪次量表中，提前释放的囚犯以及撑过六天实验的人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差异。我非常高兴能
够报告这个至关重要的结沦；在研究结束时，两个群体的学生都已经回到实验前正常情绪反应的基线了。回归正常
的反应似乎说明了，当扮演不寻常角色时，学生所经历到的沮丧及压力反应的“情境特殊性”。
这项最后的发现可以有几种诠释方式。监狱经验的情绪影响是短暂的，因为一旦研究中断，受折磨的囚犯们很
快就跳回正常的情绪基态。这也说明了我们精挑细选出的实验参与者的“正常性”，这种恢复能力也证明了他们的
弹性。无论如何，囚犯们的全面性情绪振奋反应虽然一样，来源却可能大不相同。留到最后的人知道自己熬过了这
些苦难并重获自由，因此感到相当振奋。被提前释放的人虽已不再承受情感上的压力，在远离负面的情境后，他们
已经将情绪重新调整。他们原本因为提前离开而留下同侪们继续受苦而感受到罪恶感，当他们看见牢友们被释放后，
罪恶感的担子终于卸下，于是深感欣慰，或许某些新的正面情绪反应也可以这么归因。
尽管有些狱卒表示希望研究如计划预定继续进行一个星期，但就狱卒群体而言，他们乐见研究提前中止。他们
的正面情绪平均数升高超过两倍（从4。0跳到10。2），原已较低的负面情绪分数（6。0）则降至更低（2。0）。因此，
尽管他们的角色是在监狱情境中创造出恐怖状态，但作为一个群体，狱卒们同样也因研究中止而重新恢复了情绪的
冷静与平衡。这种情绪重新调适的状态并不意味这些年轻人中有些人已经不再被他们的所作所为困扰，也不再因为
无能阻止虐待行为发生而感到不安，我们稍早已经在他们的后测反应及回顾性日记中注意到这些反应。
录像带分析
研究期间，我们曾针对囚犯一狱卒互动进行录像，在录像带中可辨识出共25个相对不连续的事件。针对每个
事件或插曲，区分出10个行为（或言语）类别，当类别性言语或行为出现时加以计分。两位未曾参与此项研究的
计分员，以独立作业的方式为影带计分，他们之间意见一致的程度令人满意。这些类别包括：提问，下指令，提供
信息，个人化对待（using individuating reference）（正面），去个人化对待（负面）、威胁、抗拒、助人行
为，（为某些目的而）使用工具，挑衅行为。
正如下页图表所概括显示的，总体而言，狱卒与囚犯间的互动以负面、敌意居多。大多数时候，独断独行是狱
卒的特权，一般来说，囚犯只能采取相对被动的姿态。在我们记录到的各种情况中，狱卒呈现的最大特征是下列反
应：下指令、羞辱囚犯，将囚犯去个性化，对他们表现出侵略性、威胁，以及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