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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单独叫出一个犯人来虐待。大家把第一个负面指控指向赫尔曼、阿内特、柏登，接着是比较没那么坏的瓦尼施
和赛罗斯。
然而，他们很快地就提出哪些狱卒是他们认为的“好狱卒”，这些好狱卒会帮助犯人们一些小忙，从没让自己
进到“忘记犯人也是人”的角色里。乔夫·兰德里以及马库斯是两个好狱卒的典范。乔夫在小夜班值班时会和虐待
伤害的场面保持一段距离，甚至不戴上他的狱卒太阳镜和制服。他事后告诉我们，他曾想要请求让他当犯人，因为
他实在厌恶成为这种系统里的一分子，将人压榨得如此难堪。
马库斯对于犯人的受苦比较没那么显著的“亢奋激动”，而且我们知道他在稍早前曾几次带来一些水果当礼物，
补充犯人寒酸的餐点。在典狱长警告过不允许在他值班时这么好说话后，他才会在犯人反叛时站在一旁，对犯人大
喊，在假释报告中注记对他们不利的内容。这里补充一个题外话，马库斯的字体十分漂亮，很像古体手写字，所以
他有点爱炫耀。他是一个喜欢远足、露营和瑜伽等户外活动的人，因此特别讨厌像这样被限制在室内。
不论是“坏”狱卒或“好”狱卒，他们都是按表操课，做他们的工作，扮演好这个角色，处罚违规事宜，很少
是出于个人因素伤害特定犯人。这里，我们观察到瓦尼施、后备狱卒莫里森，彼得斯（Peters），以及偶尔出现的
大兰德里。瓦尼施一开始对于在大厅里的活动会闪得远远的，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害羞的个性，在他的背景资料显示
他很少亲近的朋友。而约翰·兰德里，一个成熟的十八岁男孩，不算英俊，喜欢写小说，家住加州海边的他，则是
常在扮演角色中犹豫不决，有时候作为阿内特身边的小喽啰，攻击反叛的犯人，喷洒灭火器二氧化碳。。但在其他
的时候，他也是按表操课的狱卒，大多数的犯人也都报告他们喜欢他。
不采取行动是好狱卒的其中一种典型，他们常常在轮值时不愿意去挑战其他坏狱卒的虐行。后来我们认为，这
种只当个旁观者，不做任何介入的行为，也构成了“姑息的罪恶”。
时常造反的保罗5704，报告当他得知实验结束的反应：
当我们被通知实验结束时，仿佛有一道暖流注入我的心房，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也同时有一股淡淡的忧伤。
我真的很高兴实验结束了，但是要是实验持续两个星期再结束，我想我应该全更快乐。酬劳是我参加实验的唯一理
由，同样地，我很高兴可以胜利地走出来，直到我回柏克莱之前，我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当时的那几个小时，我忘
了所有曾经发生的事，而且也不会和任何人谈论它。你应该还记得，这个保罗就是斯坦福大监狱“申诉委员会”的
领头，而且计划要把参与过程写成文章，投稿到柏克莱各大报社揭露政府支持的研究。他完全忘了他的计划！
“前”狱卒们的怨言
在第二个小时的汇报中，狱卒表现出与先前十分不同的群像写照。其中的少数几个，也就是在犯人评估中被认
为是“好狱卒”的人，很高兴一切都结束了，但大多数人都很失望实验突然提早结束。有些人觉得目前已经控制全
局，这么好赚的钱再多一个星期也无妨。（但是他们忽略了克莱416的绝食抗议，中士在他和赫尔曼的冲突中提高
了道德的标准。）有些狱卒打算公开道歉，觉得自己做得太过火了，完全沉醉在他们拥有的权力之中。其他人觉得
自己的作为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被赋予了狱卒角色，旁人应该能谅解他们的行为。
我处理狱卒们的主要问题，就是要他们认识让他人受苦时自己内心的罪恶感。他们是否明白，他们扮演的角色
真有这个需要吗？我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我的罪恶感，因为我很少主动介入，形同默许，才会让他们走向极端。如
果他们受到更多上对下的监督，就可以减少许多给他们造成的伤害。
狱卒们都很难忘记犯人第二天的反叛运动，那让他们开始对犯人们另眼相待，认定犯人是“危险的”，必须确
实压制。同时他们也愤怒并咒骂那些带头造反的人，那让他们感受到是一种“恶意的行为”，引起他们以牙还牙的
报复心。
让狱卒们解释为什么他们必须要这么做是汇报中让人不自在的主要部分，但不管他们怎么为自己辩护，也不过
是对他们的虐待、暴力和甚至残暴行为找理由罢了。实验的结束，意味着他们指挥之下发现新权力的乐趣也即将终
了。狱卒柏登日记说：“当菲利普向我透露实验将要结束时，我高兴极了，但也很震惊地发现，其他狱卒却很失望，
因为薪水会变少。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们很享受那个过程就够了。”
各个角色的最后交流
在汇报的第三个小时，我们带进先前的犯人，实验室里立刻充满紧张尴尬的笑声：因为他们穿着平常的衣服，
以至于有些人一时辨认不出来。没有了制服、号码和特殊的配件，就像改头换面，连我都很难认出他们，因为我已
经很习惯他们在监狱里的打扮了。（我还记得，1971年时大家都爱留头发，两组学生大部分都长发及肩配上长络腮
胡，有些还会多留两撇小胡子。）
比起先前比较放松或和气的犯人时间，此时此刻，用“前”犯人的话来说，就是“刻意保持礼貌”。大家面面
相觑，有个犯人的第一个问题，是问我们“有些人是不是因为比较高大才被选成狱卒”。杰里5486说：“在这个
实验里，我感觉某种程度上狱卒的块头比犯人大，所以我想知道，狱卒的平均身高有没有比犯人高。我不晓得这是
不是真的，或者只是制服造成的错觉。”我先回答他：“不，没有。”再叫全部学生都按照身高站好，由高到矮，
当然了，最好的比较方式就是狱卒们站一边，犯人们站另一边。为什么犯人会觉得狱卒比实际上还高？可能是因为
光是狱卒穿的靴子，鞋跟就高出两英寸。至于为什么没有看到被伤害的犯人和伤害人的狱卒的直接冲突，也许是因
为我也参与其中的缘故。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在一个超过20个人的团体里，个人挑战相当不容易成真。然
而，看起来部分犯人还残留着强烈情绪，那是先前被有意抑制、现在那个权力已消散的原因。也有少数狱卒公开为
他们沉浸于这个角色太深、太认真而道歉。他们的道歉消除了一些紧张的气氛，也算帮了那些强势没有公开道歉的
狱卒，像是赫尔曼。
在汇报的时间里，先前作风强硬的狱卒阿内特，我们的社会学研究生，仔细说了两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第
一件事是对犯人沉浸在角色中的观察。。留下来的犯人们说，如果他们可以被释放（假释）的话，就愿意放弃他们
的酬劳。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感想是，犯人在会议时没办法相信“约翰·韦恩”和我，或者是其他狱卒（我感到
我们两个是最令人讨厌的狱卒），因为我们已经彻底融入我们的角色。可能有很多犯人甚至觉得，实际生活中我们
就是那么残暴不仁或刚愎专制的人，但在他们或甚至我们自己面前，其实是我们的职责遮盖了真实的样貌，我绝对
确信，至少我自己的天性就不是那样。”
我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的一个观察是，这个监狱少了一些幽默感，没人用幽默来尝试消除紧张关系，或带一些真
实世界的事物到不真实的环境里。举个例子，那些不高兴同事做得太过火的狱卒们，可以在狱卒休息区开开玩笑，
说他们那么投入应该拿两倍酬劳。犯人们也可以用幽默感将自己带出不真实的地下室监狱，比如问狱卒这个地方在
变成监狱之前是拿来干什么的？是猪舍吗？还是兄弟会据点？幽默可以打破许多人事地的限制。然而，过去一个星
期以来，这个哀伤的地方没有这样的反应。
在正式终止实验之前，我请他们确保他们已经完成最后对这个经历的体验评估，确实填写科特·班克斯给他们
的表格。我也邀请他们写一些简短的回顾日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记下一些感触。如果他们愿意，也会有酬金。
最后，他们将会在几周内被邀请回来，在“1971教室”里，和我们一起用幻灯片或录像带、剪报回顾一些我们收集
的资料。
值得在此特别一提的是，我到现在还和许多受试者保持联络，在每次出版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