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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他是所有犯人中，脸色看起来最糟的一个。
“你儿子可能是什么问题？”
这个反应很直接、自动，就像每一个权威者遇到挑战体系的操作程序时，都会有的反应。就像其他滥用制度的
加害者一样，我把问题归因于他儿子的性格，也就是他本身有一些问题。
她没有被这个转移注意力的策略所影响，继续说他“看起来很憔悴、晚上没有睡觉”而且
“他有睡眠障碍吗？”我打断她。
“没有，他说狱卒因为‘报数’的事情叫他们起床。”
“是的，当然，报数。当狱卒换班的时候，接手的狱卒必须确定所有的人都在，所以要求他们报数。”
“半夜里？”
“我们的狱卒每八个小时轮班一次，因为有一组是从凌晨2点开始工作，他们必须叫醒犯人以确定他们都在，
没有人逃跑。这样解释你还不能了解吗？”
“是的，但是我不确定——”，她仍准备丢出麻烦，所以我必须转换另一个更有权势的策略，并且把一直沉默
不语的父亲给拉进来。他一直都很沉默。我直视他的眼睛，以他的男性尊严赌上一把。
“不好意思，先生，你不认为你的儿子可以处理好吗？”
“当然，他可以，他是一个领导者，你知道的，。。而且。。”
从他的语调和伴随的手势，他的话听到一半就可以理解，我跟他一拍即合。“我同意，你的儿子似乎有能力可
以掌控这个困难的情况。”然后我转向妈妈，再次向她保证：“你们放心，我会注意你们的小孩。很谢谢你们来，
希望很快就能再看到你们。”
父亲十分有男子气概地与我坚定握手，我向他眨眨眼，代表这里的老大我会站在他这边。我们默默地互换“我
们会容忍‘小女人’的过度反应”的眼神。真是下流，我们是被自动化的男性心理所引导。
我想以下面这封信作为这场拍马屁事件的结尾。这是一封来自1037的母亲温柔的信，同样是在那晚所写。她
对监狱和她儿子的情况的观察和直觉，我认为完全正确：
我和我先生参访了“斯坦福监狱”，对我而言很真实。我很确定儿子志愿参加这个实验时，我们都没有预期结
果会这么严重。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很沮丧，因为他看起来非常憔悴，他最大的抱怨是很久没有看到太阳了。我问
他志愿参加这个实验是否令他感到难过，他说一开始的确如此，但是他已经走过很多不同的心境，也认命了。这是
他生命中赚得最辛苦的钱，这点我十分确定。
1037的母亲
PS：我们祝福这个计划顺利成功
虽然这样说可能超前故事的进行，但我还是必须先在这里说明，她的儿子里奇1037，聚集反抗分子的人之一，
几天后因苦于严重的急性压力反应被提早释放。而他的母亲，早就从他身上感觉到了这个改变。
假装放弃以击退暴民
最后一个参访者离开后，我们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因为暴民并没有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破坏探访聚会。但是
危机仍然没有解除！我们必须马上转换成反叛乱模式。我们的计划，是让一些狱卒拆除监狱的道具，显露出杂乱无
序的样子。其他的狱卒把犯人的脚锁在一起，用袋子盖住他们的头，然后护送他们从地下室坐电梯到很少使用且很
大的五楼储藏室，以防突然的攻击。如果真有叛乱者要进来解救犯人，我会独自坐在那里，然后告诉他们“实验已
经在稍早结束，也送他们回家了”，所以他们来得太晚。等到他们确认之后离开，我们就会把犯人送回来，而且加
倍警戒监狱的安全。我们甚至想到，如果8612也是暴徒之一，我们就要逮捕他，再次监禁他，因为他是在虚伪陈
述的情况下被释放。
想象这个画面：我坐在以前被称为“大厅”的空旷走道上，先前的斯坦福监狱，现在只留下混乱——牢房门铰
链被打开，标志被拆下，前门完全打开。我好似发了疯地，提出我们认为会是足智多谋、不择手段的对抗策略。但
在可能的暴徒出现以前，到来的却是我的一位心理学系所同事——我的老朋友，非常严肃的学者和我念研究生时的
室友戈登（Gordon）。他问起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他和他的妻子看见一群犯人在五楼地板上，心生同情，因为他们
看起来很痛苦，所以他们出去给犯人买了一盒甜甜圈。
我尽量简单、快速地描述这个研究，以及入侵者突然闯入的预期。这个学识渊博的意外访客接着提了一个简单
的问题：“说说，你研究里的独变项是什么？”我应该要回答“犯人或狱卒角色的分配是随机分派的”，但是我生
气了。
我还有可能闯入监狱的暴民问题尚未解决。所有人员和监狱的安全稳定性岌岌可危，而我竟然必须对付这个假
作开明、理论性的、无能的、只关心荒谬事情的教授！我自己想着：接下来他会问我的是，我是否有修正过后的计
划！笨蛋！我机灵地打发走他，回到工作岗位准备攻击发生。我等了又等。
最后，我发现，这只是个谣言。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计划击退传说中的攻击。我愚蠢地
乞求警方帮忙，我们清理了脏乱的储藏室，拆除我们的监狱，把犯人送上五楼。更重要的是，我们浪费了宝贵的时
间。此外，我们最大的罪恶是，身为一个研究者，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系统性收集的资料。所有错误都来自一个人，
这个人对谣言的传递和扭曲有着专业的兴趣，这个人还经常在课堂上论证这个现象。凡人都有可能是笨蛋，特别是
当凡人的情绪支配了冷静的思绪时。我们重新架设监狱道具，然后把犯人从炙热、通风不良的储藏室移回来，他们
莫名其妙地被藏了三个小时。对我而言，这真是奇耻大辱。克雷格、科特、戴维和我那天眼神几乎没有交会。我们
静默地、心照不宣地同意，只有我们自己知道“Z博士的愚蠢”（指津巴多博士）。
难堪的挫败
很显然地，我们都遭遇了极大的挫折感。我们都受苦于认知失调的紧张，因为没有经过充分的证明就坚信一句
谎言，做了很多不必要的举动。我们也经过了“团体思考”。一旦我，一个领导者，相信谣言是有根据的，每个人
便都会接受它是真的。没有人扮演恶魔的拥护者，但是每一个团体都需要那种角色，以避免像这样愚蠢或是悲惨的
决定。就像“去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灾难性’的决定从猪猡湾侵略古巴，结果完全地失败。”
对我而言这十分明显，我们失去了科学的超脱，这是在执行任何研究中都必须保有的客观性。我变成了一个好
的监狱警务长，而不是研究者。从稍早我和1037的父母见面时，应该就十分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更不用提和警察
小队长发脾气的事。但无论如何，心理学家也是人，也会在个人层次遭遇相同的困惑，而这正是他们专业层次所研
究的。
我们的挫败感和难堪，静静地在监狱大厅里散布。回顾起来，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错误，然后继续进行下去，
但这是任何人最难做到的部分。就只是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们却总无意识地寻找代罪羔羊来转移对自己的
责备。而且我们不需要舍近求远，在我们身边都是犯人，他们必须因为我们的失败和窘迫付出代价。
第6章 星期三：逐渐失控
在实验的第四天，我衷心期盼相较于星期二无止尽的问题今天能少一些躁乱的场面。我们的日常行程似乎排满
了有趣的事件，能够修补这座监狱之中的裂痕。像是今天早晨会有一位曾是监狱牧师的神父到来，参照真正的监狱，
告诉我们模拟的真实度。他也是来还过去欠我的一份人情——我曾提供一些参考文献，帮助他撰写暑期学校课程中
有关监狱的报告。尽管他的到访是在实验开始之前就安排好了，但是现在他肩头上可有两件事，大的那一部分，多
多少少是为了回应申诉委员会礼拜服务的要求，其次则是为“第一假释理事会”而出现，聆听犯人的假释需求。理
事会的主席将会是本计划的顾问卡罗·普雷斯科特，以前的他是不断要求假释但被驳回的犯人，现在的身份则是假
释理事会主席。把他的角色完完全全颠倒过来，实在是件有趣的事情。
另外，我也答应了另一次的探访之夜，这应该多少可以安抚这些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