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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法效应》
菲利普·津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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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1章 邪恶心理学：情境中的性格转换
第2章 星期日：突袭逮捕行动
第3章 堕落仪式正式开始
第4章 星期一：犯人叛乱
第5章 双重麻烦的星期二：访客和闹事者
第6章 星期三：逐渐失控
第7章 假释的权力
第8章 星期四：对峙时刻
第9章 星期五：淡出黑暗
第10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意涵Ⅰ：性格转换的炼金术
第11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意涵Ⅱ：伦理学及拓展研究
第12章 社会动力学调查工：权威、奉守与顺从
第13章 社会动力学调查Ⅱ：去个人化、去人性化以及姑息之恶
第14章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
第15章 让系统接受审判：领导层的共谋
第16章 抗拒情境影响力，赞颂英雄人物
前言
我很想说，写这本书就像一个爱的奉献，但在费时两年才完成的分秒过程中，感受却并非如此。不断重看“斯
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录像带、一再重读他们准备的资料，对我而言无疑都是情感的折
磨。时间已模糊了我的记忆：那些狱卒的恶行恶状，犯人们所受的痛苦折磨，以及我消极容忍虐行继续的罪行——
姑息的罪恶。
我甚至也忘记此书的前半部分起笔于三十年前，是和另一家出版社签约合作，但在开始动笔之后我很快便放弃
了，虽然当时的我十分贴近事实，但却还没有再经历一次这些体验的准备。很庆幸我并没有将它束之高阁，并且强
迫自己重拾笔墨，因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如今我更有智慧、能以更成熟的观点切入，完成这项困难的任务。此外，
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 Prison）虐囚案与斯坦福监狱事件的相似性，正好提供一个机会，印证了监狱实验
的效度，并清楚地揭示心理动力如何推动真实监狱中耸人听闻的虐待事件。
第二个阻碍我写作的情感因素，来自于全身投入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的调查。身为一位军事监狱守卫的专家
证人（Expert Witness），我反而像是调查记者，而非社会心理学家。我必须了解与这位年轻人关涉的每件事情，
常常与他见面访谈，与他家人通电话或通信联系，了解他在矫治中心任职以及在军队中的情况，曾经与他一同服务
的军方人员也是我的调查对象。透过这些资料的搜集，我慢慢地能够了解他当时身处于阿布格莱布监狱1A层级的
感受，知道他是如何度过四十个从下午4点到凌晨4点的夜班值勤。担任一位必须在审判中证明是由情境力量导致
他犯下虐行的专家证人，我被准许调阅数百张堕落恶行的数码照片资料，这着实是这项工作中，既丑陋又令人生厌
的部分。此外，我也在这次任务中得以接触到当时所有军事和民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而因为被告知在审判中不得
携带任何写有细节的笔记，所以我只能尽可能地记住所有关键点和结论。在获知伊万·弗雷德里克【Ivan Frederick，
昵称奇普（Chip）】中士被处以重判后，原本承受的情绪压力更加沉重，而我也因此成为他与他的妻子马莎（Martha）
非正式的心理咨询员。经过一些日子，在他们心中，我也成为他们的“菲尔叔叔”。
当时的我既沮丧又愤怒，首先，虽然我已多次详述那些直接塑造他犯下恶行的军中情境，但军方却仍不接受任
何这些能减轻刑罚的陈述，减轻他的判决。原告和法官拒绝接受情境力量可能影响个人行为的概念。他们和这个文
化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抱持标准的个人主义观念，相信错误完全是由个人“性格倾向”造成，这也就意味着，奇
普·弗雷德里克中士是在理性决定下犯下罪行。更让我难过的是，我发现有许多“独立”调查报告清楚地将虐囚的
罪责指向高阶主管，认为他们管理失当或不在现场领导才是酿成罪行的主因。这些来自于上将和政府高层的报告，
证实了军事和民事命令串联成一个“大染缸”，把好好的士兵们变成了“坏苹果”。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之后，我开始撰写这本书，着手描写情境力量左右行为的方式，这个力量远超过我们所想，
或者也得承认，它能在许多情境中塑造我们的行为。然而，当时的我忽略了让好人为恶的更大动力——“系统”，
情境便是由这个更复杂、更强大的动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心理学有大量的资料能佐证，在特定情境下，情境力量
远远胜于个体力量。我将会在本书的章节中，针对这类社会心理学资料加以说明。大多数心理学家对于深植于政治、
经济、宗教、历史、文化中能够定义情境且界定合法性的力量，已经麻木了。想要全面且完整地了解人类行为动力，
就必须先能辨识个人、情境以及系统力量的范围与限制。
要改变或避免不恰当的个体或团体行为，就必须了解他们带人了什么力量、优点和弱点到情境之中。接着我们
必须更清楚地辨识出，情境力量在特定行为之下复杂的全貌。修正这些情境力量或者学习避免它们，都能大大影响
与减少不当的个体行为，效果远大于只是在情境中针对个人的错误纠举。也就是说，用公共卫生取向取代治疗个体
疾病与错误的标准医学模式。除非对系统的真实力量有足够的敏锐，并且充分了解系统运作的规定与法则，否则行
为与情境的转换，对我们而言是瞬息万变的。而我也会在书中再三强调：“试图去理解情境和系统如何影响个体行
为，并不是为了替谁辩护，或是为了免除此人所犯下的非道德或非法行为的责任。”
为了解释为何我将大部分的职业生涯投注在邪恶心理学的研究上——包括暴力、匿名、攻击、酷刑及恐怖主义，
我必须先提一提情境的塑造力量对我的影响。我出生于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的贫民犹太区，成长环境影响了我日后
对生活及重要事件的看法。发展有用的“街头智慧”是在都市贫民区生活的生存法则，也就是要懂得辨认出谁有权，
能帮助你或反对你，对哪些人该积极奉承而哪些人不该，要能够辨认细微的情境线索，知所进退，何时应互惠，这
一切，都是决定你是否能鱼跃龙门的关键。
在那个海洛因及可卡因尚未入侵南布朗克斯区的时代，贫民区充斥着身无分文的人，一群没有玩具和电子游戏
机的犹太小孩，能一同玩耍便是最大的快乐。但这些小孩后来有些成为犯罪的受害者，有些成为加害人，有些我认
为是好孩子，最后却为非作歹，导致如此的原因，有时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想象一下托尼的
父亲，只要托尼一犯错，他就扒光托尼的衣服，罚他跪在浴缸里的硬果仁核上，这位虐待狂般的父亲在平时却性情
和善，在同栋公寓的女士们面前更是魅力十足。而正值青少年期的托尼，性情因父亲虐行的伤害而走偏了路，最后
进了监牢。另一个孩子为了狠狠发泄挫折而活生生剥掉了猫皮。有些人刚加入帮派时，都必须先历经偷窃、打架、
胡作非为、恐吓去犹太教堂的女孩和犹太小孩等等这类的仪式。这些都不会被认为是邪恶甚至坏事，因为他们只不
过是听从老大命令和遵守帮派规矩罢了。
对我们而言，这些影响小孩的系统力量还存在于高大可恶的管理员猛然俯身踢你一脚，没良心的房东可以因为
没缴房租逐出房客一家老小，把家当丢在路上等。我仍然为他们恶劣的行径而感到可耻。但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是
警察，他们会在我们在街上（用扫帚把和斯伯丁橡胶球）玩曲棍球时，将我们一一扑倒，不由分说就没收我们的扫
帚把球杆，并且严禁我们在街上玩球。但是方圆一英里内没有其他可供游戏的场地，我们仅有的就是街道，虽然对
路人而言，我们的粉红塑胶球有些危险。我记得有一次警察来的时候，我们把球杆藏了起来，但没想到他们将我单
独叫出来，叫我说出球杆的位置。我拒绝回答，一名警察说要逮捕我，并且用力把我推向警车，我的头狠狠地撞上
了车门。自此以后，除非保证安全，我再也不相信穿制服的大人。
在这全然缺乏父母监督的成长背景下——因为在那时候，小孩和父母从不一起上街——引起我对人性来由的好
奇，特别是人性的黑暗面。因此《路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