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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耳朵生病后渐渐地电话也听不清了，和朋友、同事还可以发短信、发邮件交流，可是最痛苦的是不能再给我妈打电话了，尽管我们相互电话里说的无非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话，但我和她没有第二种渠道可以交流了。听力开始变差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要拨通家里的电话，我知道我妈腿脚不好，挪到电话跟前时间比较长，所以我都习惯让电话铃多响一会，别让她因为急着接电话被桌椅绊倒。电话铃响着的时候我既希望她接起来，又怕她接起来。有时候电话响了好久没人接我反而会长长舒一口气，默然放下捏得发湿的听筒，好像拨电话这个仪式已经足够了。起初在电话里我其实只是想听到她的声音，也让她听到我说我都好，工作不忙，孩子也好。她年龄大了耳朵也有点背，但比我强多了，她担心我听不见，我担心她听不清，我们总是扯着嗓子你说东我说西，虽然我听不清她到底说了什么，但我想她絮絮叨叨倾诉了也就够了吧。
我的听力越来越不行了，我回家唯一可以享受的和她聊家常也困难了，白天坐在旁边看着她说话，大概也能估摸说的什么，或者有姐姐在旁边把她说的话写到纸上。晚上我躺在她身边，她伸过她粗糙的大手在我胸前上下左右轻轻揉着，说这样可以舒缓血脉，是不是会对耳朵好些，说实话我从不记得我妈抱过我，这么大了好像第一次和我妈这样亲密接触，还真有点不习惯。她还想给我说什么，我心里难受极了，也很烦我自己为什么就听不清呢，我只好硬着心说“妈，赶紧睡觉吧，有话咱们明天再说。”我甚至不敢面对她的眼睛，那么忧心忡忡的。我帮她拉好被子，转身装睡，我知道她一定也没睡意，还在凝神看着我，可我没有办法和她面对。
我妈虽不识字，但她天天雷打不动翻黄历，除了记着初一、十五要烧香，还记着我们全家每个人的阴历生日，从我爷爷到我爸、我们每一个孩子，甚至下一辈的孩子，甚至左邻右舍的老人孩子，从腊月到正月一个也不会漏。我的一个玩伴长到20多岁，在他妈去世后才发现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到底是什么时候，来问我妈是不是记得。每逢家里有人要过生日了，我妈早早就开始念叨，就算再没什么吃的，她也会多少变出点好吃的过个简单的生日，但她从来不提自己的生日。我们那么多孩子竟然一直都没人知道我妈的生日是哪一天，直到她老了我们才想起也应该给她过生日啊，偶然谁问起她的生日提一下她都很高兴，她不想给我们添麻烦，但其实心里是喜欢热闹的。我非常惭愧，尽管我记性很好，记着很多朋友的生日，可是一直没记住我妈的生日到底是哪天，直到我妈80大寿才终于记住了她的生日——1929年八月初九。
我妈说她自生下来就命硬，在月子里一场大病眼看没救了，我外爷已经把她扔到地上的一堆干草上，只能咽气了就卷出去埋了，没想到在我外婆的哭声里她竟然又活过来了。我爸活着时她自怜自艾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因为没文化被我爸“在脚底下蹂了一辈子”，我爸去世后她倒再不提了。虽然我和我爸的感情更亲近，但在我自己为人妻为人母之后，每每想起我妈的人生，我忍不住设想如果她当年就嫁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相守在一起，身边不但有人嘘寒问暖，还有人帮她分担体力活，那样她是不是会更踏实呢？或者听我大妗子的劝告，随便留我们哪个姑娘在身边，在她年老时端茶倒水伺候起居，她就不会这样辛苦了吧？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一——二十七日
我的一个姑爷
我的一个姑爷
我们老家把爸爸的姑姑叫姑（娃）婆，把爸爸的姑父叫姑爷（爷读二声），姑爷并不是对女婿的称呼（这个读轻声）。
朱家姑爷其实是我爸爸的表姑父，他在亲戚里德高望重，但为人谦和，因为同好读书的缘故，他和我爸爸比较亲近，是我们家的常客。小时候我不知道他和我家的渊源还有另外一些缘故。
大家提起他经常是一脸恭敬，但腔调里总是拖着些惋惜，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反正觉得他和别的亲戚不太一样，他看我们这些小毛孩时都很凝神、和气，身上有一点比较超然的感觉。
他总是穿着发白的灰色中山装，一脸清癯，不过面色红润，声音清亮，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身杆笔直。他每次来都会热心地问问最近的收成怎么样，大小孩子都怎么样，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都显得那么斯文。
他经常是步行十多里路从城里来我家，从不坐车。我妈一看老人家脚步轻轻地提着两纸包点心走进院来，就忙不迭地问走累了没有啊，赶紧搬个凳子让座，找个好点的杯子沏上一杯我爸的新茶。
他来我家多半是背着两只手在院子里到处转转看看，听我妈热切地给他说家长里短，他只是专注听着，“哦、噢”应着，频频颔首，并不多言。他和我爸静静坐一会，喝点茶，随意说说最近看了什么书，偶然慨叹一下世事就走了，也不多留。出了我家的门他可能还会去更远的地方，闲云野鹤一般。
我妈老拿姑爷和我爸做比，常常姑爷前脚走，我妈后脚就开始数落我爸，“你看你还不如姑父精神，那么老的人还到处走，让你闲了出去转转，整天栽到屋里哪也不去，从早到晚掌一本烂书躺在炕上，除了吃饭、走厕所就是看书，眼睛看坏了，人也躺得散架了。”对于我妈的唠叨，我爸已经有了十足的抵抗力，他卷起书在身上轻挥一下，像赶了个苍蝇似的，抬头看我妈一眼，慢慢翻转身面朝墙躺着，就着被树荫遮蔽的窗户下那点光亮，继续捧读他的“烂书”了。偶然高兴的时候他会躺在走廊上的木躺椅里看书，但让他去闲游，别说他的高度近视眼不好使，得过风湿性关节炎的腿脚也不方便。
我和妈妈走亲戚去过姑爷家，是在天水“人宗庙”（现在叫伏羲庙）旁边的一个三进的大院子。大人说话拉家常，我没事东瞅西瞅，发现堂屋墙上放照片的玻璃镜框里竟然有好些非常模糊的照片，或者像碳素画像，那些人都像戏台上的人一样穿着朝服、戴着官帽，我觉得有些奇怪。我和爸爸说起我看到的照片，我爸才说朱家祖先在清朝都做过官，姑爷解放前曾经是天水又名的才子、书法家，但因为他早年就加入国民党，解放后吃了很多苦头，境遇不顺，“可惜了一身才华”，爸爸说到这里发出一声长叹。
说到姑爷还得说起我爷爷，我爷爷大概因为我后婆的缘故和我爸有隔阂，他一辈子留给我爸的遗产除了一点他走东跑西多年做小买卖攒的银元外（这些银元不知道一直藏在家里什么地方，爷爷走后多年，我爸觉得自己也老了就公平分给我们七个兄弟姊妹一人十个。我爸说这是爷爷的心血，希望我们留着做个念想，什么时候也不要当做钱花了），还有一句话“人一辈子多吃亏，死的时候就走得快一点，受的罪少一点。”我爷爷一辈子都在践行这句话，他临走时扫完家里的院子，靠在后园墙上晒太阳，等我妈专门给他做了一小锅米饭去唤吃饭，发现他靠在墙上已经有点硬了。大概因为我爷爷比较仗义，家里日子也过得去，况且我爸妈都有一副古道热肠，在我姑爷遭受文革“最紧张”（我妈的话）的迫害时，走投无路的他在我家南厢房躲藏了一个多月，避过祸乱。
我爸妈受我爷爷的言传身教，别人的一点点恩都会念念不忘，但自己对别人的好却提得少，对于姑爷在我家逃难的事我只听说过一两次，我妈讲起来还对当时的情形心有余悸，也怜惜姑爷遭的罪。为了不让村里人知道，姑爷就像老鼠一样藏着，等着我妈送吃送喝。可以想象姑爷潦倒恓惶的样子和他对在我家避乱这事的感恩，毕竟在那个乾坤颠倒、人人自危，甚至亲人反目的时候我家对他伸出了援手，给了他安全的庇护。等风潮稍稍平息，姑婆来接姑爷回家时，在地上给我爷爷重重地磕着头，泣不成声。现在我记不起以前听过的太多细节了，又听不见我妈再说这些事，下次回家我打算让我妈说说，让我姐替我笔录下来。
姑爷家是大户人家，他有个妹妹嫁给兰州做布料生意的，据说曾经在兰州南关十字有个小楼，我爸在兰州求学时常叫去吃饭，我爸时常说的则是他的姑姑给他做的一身毛料衣服，要知道在解放前一身毛料衣服在我爸的穷同学里有多显眼。（这张照片可以为证，左下角穿着笔挺的毛料衣服，戴着圆框眼睛的我爸爸在同学里是不是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