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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是的，我的门已经悄然关上了，我不知道打开的另一扇窗有多宽，有多亮，我会去寻找属于我的那扇窗，去看看另样的世界，感受另样的风景。
我还记着和宿舍姐妹们抄写论文的情景，老师大概是要赶工，我们在拥挤的书桌上分头作业，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张的稿纸。比起她们几个秀美的字体，当我紧张地在大稿纸上落笔时，简直觉得我拙劣的笔迹亵渎了那些妙不可言的句子。老师的论文主题似乎是关于“观照内心的声音”，当时未谙世事的我并不懂怎样观照内心的声音。
写作老师姓梁，他第一次造访我们宿舍时嘻嘻轻笑着，像个农民一样搓着手，笑容有点羞涩，也有点狡黠，他像提议一样对我们那帮动辄哈哈大笑几乎要掀翻天花板的姑娘说“嗨，你们也别背后大声地叫我的名字，当面假装恭敬地称呼我梁老师了，索性就叫我的名字吧。”哈哈，他说的一点没错，几分钟前我们说起这个有点好玩的老师，还真的是直呼其名的。我们像一帮被当场抓住作弊的学生，本来还想辩解自己无辜呢，嘿嘿，只能相视笑笑了。好在这老师多开通啊，他不装，我们也就别装着啦。
不过当面直接叫老师的名字总不太好吧，尽管他还年轻；尽管他开明大度，我们这群青涩的丫头当然算不上淑女，可是好歹也是满怀憧憬、初入名牌校园的学生啊，尤其他还是教我们写作的老师呢，总不能太有损师道尊严啊。就在他和我们嬉笑聊天的过程里，不知道谁想起了“梁兄”这么个称呼，一说出来马上就博得满堂彩，得到了两方的认可，全体鼓掌通过。真好，就叫梁兄吧，既表示了尊重，又体现了平等。偶然我们其中娇嗲的姑娘会用越剧里祝英台的腔调，委婉动人地呼一声“梁兄——”，哈哈，宾主都乐翻天了。
梁兄是文革后1978年从插队的云南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他的同学里有40多岁的知青，有20岁左右的应届学生，那代人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其时他的同学里已经有不少成名成家的，不过梁兄说起他们的趣闻轶事，让我们觉得原来那些名人也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啊。他会说起插队的经历，说起他的大学生活，也用我们能听懂的语言解读世界名著，推荐很多我们尚不熟悉的作家作品，引导我们扩大阅读面。他说起过川端康成的《雪国》，也说起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以及霍桑的《红字》，他向我们推荐了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我随即迷上了茨威格细腻动人、丝丝入扣的描写。他在课堂上讲到乔伊斯的意识流时还布置我们写一篇仿意识流风格的习作。他也推荐我们去看录像《法国中尉的女人》，他甚至带我们去看在上海长江剧场首演的白先勇的戏剧《游园惊梦》。那华美的舞台让人炫目，我一直记着华文漪的水袖和唱段，回味着“一个人一生最多也只能遇到那一回罢了”。不过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娓娓道来的一些小故事，顺便掺进对他人性和历史的思考以及对性格和命运的感慨。他说起班上有个南方来的小女孩，第一次见到上海下雪，大清早兴奋地连拍带踹班上男生宿舍的门，“快起来，快起来，下雪了，快来看下雪了！”他的描述极富感染力，我虽然在北方见惯了下雪，但也没有嘲笑那个大惊小怪的南方女孩，我似乎都能看见那个女孩在雪天里冻得红扑扑的笑脸，手舞足蹈捏着一团晶莹的白雪团，在沉睡的男生宿舍前恨不得要叫醒所有人分享她的喜悦时的天真模样。
我是宿舍里年龄偏小的，上大学时17岁，其实她们别人也比我大不了一岁半岁，只不过她们大多生长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家庭，比我这个从西北偏远农村来的见多识广，自然显得成熟得多。我经常会冒出一些让她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幼稚言行，智商有时候像学龄前儿童，有时候她们甚至怀疑我像从上个世纪来的人一样古老迂腐。梁兄对我这个第一次出远门的学生真有点不放心，他说起他的农村同学蜕变的故事中有“洋芋开花赛牡丹”的例子，担心我这样幼稚的人几乎像张白纸一样单纯，猛一下面对五光十色的世界，如何顺利地度过适应期，吸收外界的新鲜事物，保持自己的特性，不要迷失自己，尤其千万不要在断层诱惑面前“滑坡”。我当时听着他的忧虑的忠告还似懂非懂，什么是迷失自我？什么是断层，怎样是滑坡？于是他自然把“监督”（这是原话）我顺利过渡、成长的重任托付给宿舍的姐妹们，他们在家都习惯了做姐姐，也喜欢给我做姐姐的感觉，我像熊猫一样当“重点保护对象”的感觉也不错。
宿舍有个广州的女孩带来个新奇的玩意——跷跷棒，就是一堆五颜六色的塑料棒，牙签般粗细，比牙签略长。随意堆放在桌上，看谁能在不触动其他棒的情况下，挑出更多的棒就算赢家。这个游戏比的是细心、耐心和巧劲，高手能像捣台球一样最后完全清场。就这么个看起来小儿科的童稚游戏，竟然让我们宿舍的姑娘玩得不亦乐乎，闲下来不挑几下好像手有点发痒呢。有一次梁兄来时我们正凑着脑袋在桌上“挑拨离间”呢，当然动手的只有胆大心细的一个人，其他都是观战或者参谋的，“先挑这根”，“不，不，不，还是把那根先拨出来的好”，“嗯，还是先想办法掏出这根来好一点”。看我们玩得这么起劲，梁兄也小试身手，他的细心和耐心不比我们差，曾经下过乡现在又袖文字活，巧劲也有的是，他的成绩似乎也不错。他拿着一把成功拨出的战利品乐得呵呵直笑，似乎也重温了童真年代。
梁兄给我们的写作大课只带了一学期，但他和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了四年，他和我们的关系亦师亦友。我记得在我20岁生日的时候，大概因为姐妹们都已过了这个整数关口，对我这个生日尤为重视，几乎是全面发动“做寿”运动庆祝我迈进20岁的行列。她们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餐厅定制了巧克力蛋糕，外语学院总是开风气之先得。从校园里偷采了鲜花，把我们简陋拥挤的16号楼“324”室装点得蓬荜生辉。她们不知怎么想起学着给我描画淡妆，我们那时可都是崇尚自然的长发魔女，从不化妆的，对修眉烫发都很不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隆重的场面。她们簇拥着穿着红毛衣的我，不知道是因为羞涩还是激动，或者是因为施了胭脂，她们打趣我简直像羞红了脸的新娘子。除了我的两个好朋友作为我们宿舍的荣誉成员出席，梁兄也作为特邀嘉宾被姐妹们隆重邀请。他提来一摞精致的塑料饭盒，带了几样小菜，特意做了我从没吃过的螃蟹，和我们一起吹灭20支蜡烛，那个生日的烛光倩影成了我最美好的青春记忆。
梁兄后来给我们这帮眼光挑剔的丫头介绍了他历经坎坷之后找到的神仙伴侣，虽然我们仍习惯称他叫梁兄，与对温婉可人的“师母”的称呼有点尴尬不搭调，不过不妨碍我们喜欢、接受老师的新生活。他找到了归宿，我们终于不用担心老大不小的他还单身晃悠了，我们曾经尽量扮作淑女样去他们温馨的小家做客。在我们毕业前夕，梁兄终于要做爸爸了，在宿舍卧谈会上，我们这帮八竿子打不着的“阿姨”竟然为未出世的宝贝兴奋地争论不休，搜肠刮肚想想孩子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才好。梁兄好像开玩笑说过男孩叫狗剩，女孩叫秀秀（秀秀这个名字我后来给我大哥的孙女命名了，我妈也说好听，我是受了梁兄的启发），哈哈，那怎么行呢？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梁兄向我们通报小名叫“一一”，嗯，这个名字没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不过听起来也不错。
我们离校前梁兄推着他的宝贝和我们这帮热心阿姨见面，我们在校门口高大的毛主席塑像下聚首，围着婴儿车乐不可支，拉着他的小手戳戳摇摇，引得路人回头。正当妙龄的我们对孩子有着陌生的好奇和像对宠物般的喜爱。哈哈，看着那个还不会说话，只会使劲睁着这眼睛瞅我们的大玩具，长的和他爸爸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们除了手忙脚乱围着他乐，几个脑袋挤在一起大眼对着他的小眼，不知道怎么哄他才好。虽然前途未卜、各奔东西的阴云笼罩在我们心头，但对着孩子无邪的眼神我们暂时忘却了心事。主席像下的夕阳余晖和这个可爱的新生命带给我们的欢笑，是那段面临离别伤感的日子里一抹明亮的色彩。
毕业之后再没有见过梁兄了，偶然听到宿舍姐妹说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