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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工作的经历（三）
我当时觉得自己找工作的经历真是艰难啊，求爷爷告奶奶，只差三叩九拜了，几乎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人为我奔忙。可是现在想想，我自己没有托关系、走后门，没有花一分钱，没有写一份简历，也没有参加一场考试就找到了还算满意的工作，可是说起来在这个物质社会还算不上难。后来同学听了都说是“天方夜谭”，现在看来，除了我学校的金字招牌外，只能用幸运来解释了。
帮我找工作的郭姨后来在我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周末休息经常去她那里，看完电视我就睡在沙发上。有次早上醒来才想起上早班该迟到了，我有点怪怨她那么早醒来躺在床上看书也不知道叫醒我，她说“我没有孩子，我才不操多余的心，你自己的事情自己操心。”她说是这么说，却要热心地帮我张罗找对象的事，简直像业余红娘，说“结一对因缘积一层德”。我国庆节回去和当时的同学，后来的老公看完电影《开国大典》，暗生情愫。但郭姨根本不看好我们这样的异地同学恋，觉得不现实，不会有结果，她不顾我反对自作主张想给我介绍对象。她让我周末过来，我进门才发现摆了一桌子菜，屋里还有别人，她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大学老师。呵呵，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面对那个木讷的老师也没有任何感觉，有些尴尬，此后我让她再别闲操心了，我心中已经有人了。我结婚也是从她家里出嫁的，她就像是我的娘家人。后来才知道她竟然是我老公高中的班主任孙老师的好朋友，孙老师曾经来我家送给我六字真言“多撒娇少干活”，但时至如今我也没有学会。孙老师已经因为车祸去世了，郭姨也因病去世近十年了。但这一对说话泼辣、办事爽快、笑声爽朗的好朋友的音容笑貌还会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接收我参加工作的行长据说也已经因病去世了。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99年10月打算离开建行之前，尽管工作后慑于行长威严，我再没去找过他，但我想再离开前还是应该和他告别，毕竟我是他特别招进来的。我工作的国际业务部后来成了炙手可热的地方，省里的头头脑脑的孩子几乎把那里当成就业基地，行长的独生女也成了我的同事。我们时不时发点侨汇商场的洋货做福利，比如爱华随身听、日本虎牌热水壶等，也组织去香港“考察”。我工作了九年时间，在各个部门转来转去，总像个救火员，哪没人顶哪，哪缺人顶哪，并没受什么重用，倒是熟悉了银行各部门的工作。那时行长已经在新办公楼占据了一层的位置，秘书坐在电梯口的房间，我没有预约，直接敲门进去。依然是开门见山说我要离开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在重要的业务岗位立足，还是想再去闯闯，我当时好像还流泪了。行长大概也流露了惋惜，我要去的另外一家银行就曾经栖身在他的办公楼上，当时还名不见经传，前途未卜。
我工作过的国际业务部的老总，说起来挺有意思，我在他手下干活既不善说话，又没眼色来事，也没有背景，他也从没照顾过我。不过我结婚时都忘了给他预备回民席（他是天津的正宗回民），他还是去参加了我的婚礼，并作为主婚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把我交给我老公，还给我送了条毛巾被。我离开建行时他早离休了，但是后来在一个老同事婚礼上见面，他很惋惜地说“我要是还在，我就不让你走。”我在新单位工作后有一天下班在楼下路边见到他，很感意外“您老人家怎么在这？”他呵呵笑着说，没啥，就是想来看看我，看能不能碰上，我当时感动莫名。尽管他没有重用过我，但在走后还这样惦记我，这份情，我领了。
姜叔简直就是我工作的贵人，我无意间被他引荐，找到第一份工作，又被他引荐，找到现在的工作。99年9月的一天，下班在路上正好遇见姜叔，他那时是委托贷款处的副处长，正好负责我现在工作的银行的委托代理工作。他说“你工作的国际部高干子女那么多，你也混不出名堂，这个新筹建的银行你想不想去看看？”我都没听说过这个银行，尽管那时还不到30岁，但已经工作了9年，我觉得未来的日子可以一眼看到底，就等着在这里退休了，还折腾什么呢？姜叔让我写份简历，他带我去见见筹备组的领导，我说我在这工作得好好的，我又不是去求职，干吗要写简历？我没写过简历，也不会写简历，觉得也没必要写简历啊。姜叔拿我没办法，说好哪天带我先去看看，行不行再说。有天下午他带我去了新银行的筹备组，不多的几个办公人员都忙忙乱乱，领导和姜叔很熟，笑容里有点不怒自威的表情，他大概听了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非常傲气地说“不瞒你说，想来我们这的人多得是啊！上至国务院领导，下至省上领导，多少人都打招呼，但我就一条，只录用德才兼备的人。”我其实也没想一定要来，只是鉴于姜叔的热心来看看，就这么见完面我都快把这事给忘了。国庆节还带着儿子赶去上海和宿舍同学聚会，看看他干妈，回来后还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考完试的傍晚，刚进家门还没歇口气呢，非常突然地接到陌生的电话（那时候没有小灵通或者手机，是家里的固定电话），说他们找来找去，觉得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是最合适的人选，通知我晚上在新银行的员工宿舍有个聚会希望我参加。我就这么走进了现在工作的银行大门，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历程。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九日
吴先生（一）
吴先生是我父母家人对他的尊称，也贴合他香港同胞的身份。吴先生是我大学宿舍里福建同学的舅舅，他们是印尼的华侨。我同学家人后来定居厦门，吴先生定居香港做药材生意。
吴先生个子不高，身材适中，典型的国字脸。他有些慈眉善目，非常爱笑。头发不很茂密，但梳理得纹丝不乱，露出宽阔而发亮的脑门，一看就是过着优渥的生活。他早年学医，又从事药材行业，所以身体看起来保养得非常好。尽管我们认识时他已过半百，但皮肤看着依然很有光泽。他总是衣裤整洁、皮鞋光亮，系着腰包，里边揣着他的走南闯北的细软和护照，步伐又疾又轻。我和同学会开玩笑说吴叔叔一看就是“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他会侧着头，非常诙谐地微笑着做出“嘘”的动作，“别乱讲哦，什么港澳同胞啊？”他有点介意暴露他的香港身份，对我们大陆的治安还是有些担心。他没有经历过文革，但通过境外新闻和亲友的经历对文革比我们那些年轻人更了解。那时候还是八十年代末，尽管巴金出版了《随想录》，再三呼吁“讲真话”，建立“文革纪念馆”，对文革的反思我们大学生也知道得并不太多，我们偶尔像听天方夜谭故事一样听他这个“外宾”讲起文革。不过他说话一点不尖锐，大概深谙“和气生财”的道理，说到生气的地方大不了摇摇头叹息几声，马上就露出笑容岔开话题，“我们说点高兴的事情好啦”，他从不讲和他的身份不符的话。他对大陆的各方面情况都很熟悉，经常孤身一人出门在外，小心谨慎、不显山露水真没错，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吴先生每次来大陆顺便到上海办事看外甥女，除了同学高兴舅舅又来了，我们也像过年过节一样。他没有孩子，对外甥女视如己出，除了给我们宿舍姐妹带各种精美礼品，还会带我们这帮穷学生开洋荤，让我们宿舍倾巢出动，相伴去高档酒店开开眼界，奢侈地美餐一顿。我在老家本来就没什么机会吃鱼，在学校食堂偶然吃到带鱼，在高档饭店吃饭，我才知道他们沿海人是供奉妈祖的，吃鱼的时候忌讳给鱼翻身，因为那有翻船的不祥之意。我们一边有些贪婪地享受着美味，一边咂舌发窘，为一顿饭吃掉几个月的伙食心疼不已。吴叔叔看着我们的样子会哈哈大笑，“哈，小姑娘不要这样的啦。人生就是这样嘛，既要能够吃苦，又要知道享受才好啊”。
在席间吃到高兴处，吴叔叔总会和甥女聊起苏拉威西岛的老家和亲戚，有时候会陶醉地轻声哼起“星星索；呜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
船儿呀随着微风荡漾；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从他们的谈论和他的歌声里，我可以想象留存着他们家族记忆的美丽海岛，以及他们几乎遍布世界的血浓于水的亲缘。
吴叔叔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内地，普通话还算标准，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