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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耳”，他爸爸是“银耳”，而我当时是“木耳”。可我现在已经从“木耳”变成“铁耳”、“石耳”了，听他拉什么曲子都是锯木头的声音。我在家里好像是智商最低的人，我不敢问在他眼里我是不是还有些做得聪明的事，偶然我问他“你看妈妈这件衣服好看吗？”他看都不看，使劲夸张地点头应付我“嗯，好看、好看，特别好看。”哎，我已经没装在他眼里了，他倒开始心里装着别人了，我能不失落吗？
几天之后，我和儿子在所住的单元楼顶还有过一次平等的谈话，我想知道吸引他们走近的是什么，“我们有相同的爱好——音乐和电游”，他承认女孩的学习成绩有所下降，他也不知道怎么帮她，他自己的状态也的确有些苦恼。我很坦诚地说“儿子，妈妈是过来人，你应该相信我的话，早恋不一定会影响男孩的学习，但一定会影响女孩。我相信你的成绩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女孩的学习不可能不受干扰。你要对自己负责，对女孩负责，你如果真心希望她好就趁早结束这一切，长痛不如短痛。你们毕竟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学习才是主要任务啊，一天把精力都用在发短信、瞒家长上了，哪有心思学习呢？”我不知道儿子是否听进去我的话，他望着远处无尽的天空对我做出承诺，让我放心他一定会处理好，他会为自己的目标努力。我想这对于他来说不是简单的一件事，也不会如我希望的快刀斩乱麻，但我相信他经历过情感的痛苦后会做出理智的选择。
我们后来再没问过儿子和那个姑娘的事。但愿像他爸爸说的，孩子的初恋就像一页书，翻过去了就过去了，早晚会有这一页，早翻过早好。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六月十八日
（这些文字是我09年5月做的“现场直播”式记录，当时唯恐这事带给我突如其来的冲击日后会有所淡忘。我当时在开头写到烦恼多多，但现在除了儿子这事带给我的冲击，其他有关工作的烦恼、我的烦恼全然想不起来，了无痕迹，真的已经淡忘了。本来是想给一个朋友写信描述的，但不知为什么我写好后没有发出，而是作为日记郑重留下了。紧接着09年6月8日我就查出患听神经瘤，随后去上海做了手术，没想到今天再次想起这些已经是整整2年后了。光阴荏苒，不知不觉间儿子已经长成一米八五的高一学生，我自己因为手术变得面目全非，双耳几近失聪，和他的交流越发艰难。即使他的QQ“好友”有几百个，他也绝不加我一个。默默看着他一天天长大，我现在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管吃管穿的保姆，买衣服还得跟到商场，他自己挑选我负责买单。我也时常也让他感受一下我这个“正处级”秘书的周到服务，按照要求给他复印乐谱，打印魔方秘籍、模拟联合国活动的资料以及各式习题之类。我想等儿子高考之后如果他有兴趣我会把这个拿给他看，就算我给他做的一个不应忘怀的成长日记吧，毕竟初恋一生只有一次。）
我找工作的经历（一）
我在1991年7月3日大学毕业离校时，尚未联系到接收的工作单位。尽管舍不得与相聚四年的朋友、同学分离，舍不得青青校园的一草一木，但世上终究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依然是班上最早离校的同学之一，因此享受了几乎是全班同学的相送。我记得那天大雨滂沱，我们挤在闷热的公交车上，该喝的离别酒已经喝了，该写的离别赠言也早写了，该嘱咐的都嘱咐过了，除了一遍遍地说着祝福珍重，还能再说些什么呢？心情像大家分散提着的行李一样沉重，愁绪像窗外的大雨一样瓢泼。我和好朋友挤在一起，紧紧地攥着手，一路四目相对，直看得笑中带泪。在火车站台上大家都陪着我洒下热泪，拉着手不忍松开。一位后来赴美的广州男生穿着全班同学签名留念的复旦T恤，突然说了一句“贵人出门行风雨，你是贵人呐。”他的广东普通话“是”发“系”的音，“人”发“银”的音，一下子惹得我们破涕为笑了。火车开过十几个小时，我还爬在硬座车厢的小桌上擦着眼泪，抹不去离愁别绪。
二姐和姐夫在老家车站接到行李超重被罚款的我，面对冷冰冰的车站罚单，我才知道没人管你从哪里来，没人管你为什么，你有多少自以为珍贵的东西要带那是自己的事，罚款是必须要交的。我这才觉得自己是实实在在踏到家乡的土地上，复旦已经远去，火热的大学生活已经成为历史记忆了。四年的光阴过去，我终不过是个大学校园的匆匆过客。按照现时的分配政策，离校前没有自主落实单位，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只不过我没有胡汉三的得意和豪迈可以宣称“我又回来了！”而是在黯然伤神中，面对家人的焦虑来寻找我未知的命运。
我上大学时还从没有考虑过工作分配的问题呢，尽管我爸爸一心要我别满足于本科教育，应该继续读研或者出国深造，但我很怀疑家里的经济实力。多少年来就他一个人工作，妈妈在家种地，供了我们那么多孩子，我怎么可能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呢？当初读大学时爸爸说我考到哪里他供我读到哪里，我已经非常知足了，所以一心想早早参加工作，可以分担家里的经济压力，为已经年迈的父母尽点孝心。何况被班上那些超级牛人打击地自信心一点点丧失，我怀疑自己有没有考研的实力呢，早早就不思进取了。我和好朋友下课之后总是相约，晃晃图书馆、逛逛街、看看电影、看看录像，甚至没事了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遛弯。我俩经常在校园内徜徉，遇到我苦背字典后来考取美国大学全额奖学金的同学，她总忍不住说我俩“简直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我上大学第一学期带着爸爸给的六百元，存在学校门口的银行，随用随取，这些钱足够支付我一学期的全部费用，交过书本费，不但能吃好，买几本小书，我还买过一本教师节打折的27元的《辞海》，也能时不时在四川北路买件价廉物美的衣服，把自己扮美一下，放假回家时还能大包小包地给全家老小买些上海货表表心意。假期回去我对爸爸说班上其他几个南方的农村男生都申请助学贷款了，我也要申请贷款，减轻家里的负担。爸爸说不需要我贷款，家里可以承受，何况我是个姑娘，他不想让我背上负担。我坚持说我是北方偏远农村的，家里孩子又多，没比南方同学家里条件更好，我为啥不贷款？爸爸经不住我坚持，就去村里开了证明。后来的每个月我都会在学校信用社拿到三十元的助学贷款，到毕业前其实也就总共一千零二十元。爸爸来信说贷款不还清就拿不到毕业证，他和妈妈心里感觉很不好，他们攒够了一千元，让我把贷款还了，轻轻松松毕业。我没有同意，我一定要用自己的收入来还这笔贷款，不然还有什么意义呢？爸爸拗不过我，最后用这笔钱让二姐陪着妈妈在我毕业前的春天来上海，看看我的学校，也开开眼界。
89年后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好像一下子变得有些困难了，再不是可以随便自主选择工作的天之骄子，但总归还有来学校要人的单位，所以我也不是很担心。自己学的怎么也是名牌大学的热门专业呀，整个西北地区、我在的省就招了我这一个学生，我还愁找不到工作吗？
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连我妈这个农村妇女都知道啊。河南梆子里常香玉怎么唱的来着“谁说女子不如男？”可是我毕业时一些单位来招人就一个条件——“男性”，这要搁在有些国家，都可以打个性别歧视的官司了。教过我们经济法的老师是刚从北大毕业的研究生，非常清高的才子，他对我们放言“如果你们学了四年法律后，毕业时还没学会怎么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我劝你们趁早改行别干法律了。”我可不指望拿我那点可怜的“国际经济法”去和谁打官司争权益，为找工作打个“民告官”的官司，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国情啊，只能接受现实，谁让我妈当时怎么没把我生成男孩呢？我记得国有资产管理局来招一个男生，我们班北方只有三个同学，除了我还有两个辽宁姑娘，当然全都不符合人家的条件。但是南方人还不是很喜欢去北京，最后，一个长沙的男生回家联系工作未果，不太情愿地北上去了国有资产管理局。
我的辅导员大姐挺喜欢我，觉得我能吃苦耐劳，性格随和、适应性强，当然也淳朴厚道，她自己就是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她觉得我去军事单位也不错。她非常热心地帮我打探工作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