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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像抽筋的感觉，完全不能动弹。我有个非常瘦弱体虚的党校同学，也和我一起忍着班主任的白眼逃课去扎针，每次我都担心她的细胳膊会不会被扎透啊。
去北京之前其实我的右侧听力已经基本丧失去，以前习惯用右耳接听电话，逐渐发现听不见了，当然不是电话的原因。虽然一侧听力肯定不好使，但也还能勉强应付，只是定位不灵，身体平衡性也有点差，原本就笨手笨脚的，时常下车后会摔倒。5月底毕业时同学非常关切我这个有点奇怪的病，这么年轻怎么会一边失聪呢，脸色也不如前几年见面时滋润水灵了？有热心同学给我推荐了专门的北京面神经研究所，在那里做了检测，“看，左右眉毛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这就是典型的面麻，用我们这的特效药没问题的。面麻治好了，听力自然就好了，你这是面神经压迫听神经所致”。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一看敷的药膏像泥巴一样从头糊到脸，药膏每晚还要蒸，觉得我好像没这个耐心，还是选择用擦的水剂吧。一小瓶止痛水80多元，一个疗程12瓶，成分是人参、姜和酒精。我把一瓶送给了朋友得急性面瘫的女儿，她的病来得快去得也算快，打针、输液基本痊愈，她还担心用这种刺激的液体搓脸会损伤皮肤呢。呵呵，我的脸早已不是细皮嫩肉，就不用担心损伤了，只要不麻得难受就行。用完北京买来的原液，老公在家自己配制。可口可乐的绝密配方是天大的秘密，后来居上的百事可乐不是也差不多吗？何况我们用的主要原料还是产自北京的红星二锅头呢。
我所有的治疗都像做了实验，病情没有根本好转，面麻日益严重，听力越来越吃力。平时交流还勉强，开会时听领导轻声讲话已经非常费力了。08年不得已配了西门子助听器，1800元的入门级，感觉倒是清晰多了，那就这么凑合吧，听不到领导吩咐会误事的呀。其实早在06年我很不甘心地在人民医院找到五官科主任就诊，很想知道听力究竟为什么下降时他就建议过我配戴助听器，他除了让我做电测听之外没有做任何检查，直接就说我这样听力下降没什么原因，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在隔壁定点厂家佩戴助听器。那时戴上助听器倒还是能听清的，于是也心存侥幸，觉得还没衰退到耳聋眼花的老太太的地步吧？
08年底去北京出差前办公室同事说他做儿科医生的老婆有个同学在北京协和医科大读博士，正好在协和医院耳科实习，不妨去那里找她的导师好好看看。去了才知道首都医院的专家挂号都是提前预约的，难怪会有黄牛高价卖号给外地人。一大早去医院按照预约条挂号，抬头看黑压压的门诊挂号处的通告栏已经全是“无号”，很多托着行李的外地人只能眼巴巴看着。哎，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说得一点没错。首都专家不亏是见多识广，干练的女医生一听我的症状就说“你这么年轻不应该一侧听力失聪的，最好做一下耳道核磁确诊。”她很耐心地听我说病史，认真做了病历记录，也开了检查单，我一听做核磁要几天后才有结果，可是到年底是银行工作最忙的时候，我怎么好意思因为自己的身体在北京耽搁呢？医生说“那没关系，核磁回你们那里也可以做，做完核磁再排除病因。”她接诊完已经中午12点半了，虽然疲惫但没有一丝懈怠。想想我们当地的医生上班来得晚走得早，我经常11点半前赶到医院会扑空，除了中医口述让实习学生书写病历，西医连病历都懒得写一行，只知道开药。第一次在北京就诊，感受真是不一样，难怪全国患者都要往这里拥。
可遗憾的是我竟然一忙就是半年，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做核磁排查，所以迟迟不知道病因。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五）
2009年6月初，我出差去杭州开会，借机和杭州、大连的党校同学相聚在西湖之滨的汪庄，畅叙友情。大连同学送我一支非常精美的黑管金色花的兰蔻口红，杭州同学除了尽地主之谊，送给我们丝绸包裹的精致茶叶以及满满当当的杭州特产差点让行李超重。我们虽然只是3个月的“同学”，但在完全脱离工作、离开家庭的世外桃源里，老夫老妇聊发少年狂，结下的是重回纯真年代、依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醇厚友谊。会后参观了胡雪岩故居，在红顶商人美丽的后花园观赏游鱼假山小憩，欣赏了园里的寿山石和琉璃工艺品，品尝了杭州特色佳肴；也乘船游览了冯小刚电影《非诚勿扰》外景地——西溪湿地。我那时完全沉浸在杭州美景以及与朋友温馨相聚的喜悦中，还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以正常人的面目享受美景美食、深情厚谊的美差。回来我还不忘赶紧给朋友汇报杭州之行，引用了陈云同志的话“杭州是个好地方”，这还真是大实话，汪庄院子里一块刻满名人题词的大石头上还刻着这句话呢，那可是毛主席的别墅所在呀。
不过轻松美妙的杭州之行并没让我得意忘形，开会时同行的领导已经非常关切地提醒我了，“给你说话你都听不清，这样怎么行啊？回去赶紧好好检查一下耳朵。”我一直在下降的听力已经影响到工作和生活了，真该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彻底检查一下病因了。出差回来得知大领导休假陪孩子高考去了，还特别关照我最好去北京好好检查，那我就可以轻松地去检查自己的病了。我再次和同事老婆的同学—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博士取得了联系，她说去北京检查最好带上以往病历，我说我以往的病历好像都没什么价值，完全牛头不对马嘴；她又嘱咐那最好做完核磁检查拿到结果再来，在北京做核磁还得耽误几天。她是从兰医二院考取博士留京的，她告诉我就去兰医二院做核磁吧。哎，兰州的三甲医院几乎全被我跑了个遍，唯独这个医院没有去过，这次算是填补空白了。
6月8号上午我去二院先挂了耳科的专家号，医生头都不抬听我诉说半天，提笔就开药，没等我说我要做耳道核磁就不耐烦地喊“下一个”。不得已我只好去找熟人，同学的妈妈是省内第一个医学女博士，曾经在这里担任过院长，尽管退休了但还坚持一周三次坐诊，那天她正好出诊。我找到她的办公室时里三次外三层，围满患者。她还是书生本色，对每一个病人都耐心关切地询问，只知道开对症的药，不知道开昂贵的药，如今像她这样的医生真是不多见了。我好不容易凑空子说了我的来意，她给核磁检查室的主任用繁体字写了一张竖行的、古风犹存的纸条，恳请为我做核磁检查，然后交代我去神经外科挂号开检查单。我以为拿着检查单去就可以做检查了，哪知道做这么昂贵的检查竟然也要排队，只好下午再来。
当天我已经预定了晚上去北京的飞机票，心想也就是个例行检查吧，不知道核磁什么样，应该和CT差不多，我自己去做就可以了，如果顺利的话做完直接去北京。老公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陪我一起去，当然事后证明这是无比英明的举动，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毫无预兆。下午第一个做核磁的病人是被四个人抬进去的老人，第二个是被大人抱进去的孩子，我是自己走进去的，所以感觉分外轻松。躺在检查舱里机器轰鸣了半天，滑到舱外，我以为检查已经结束了，护士在我手背上注射一针，又滑进舱内继续忍受轰鸣。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我如释重负，可是一见老公脸色好像乌云压顶，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呢？
核磁检查室的主任一看就是个风度翩翩的老绅士，他叫我和老公一起到检查室看了光屏上的亮团，然后叫我们去他办公室关上门。他早已收敛了慈和的笑容，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肿瘤已经很大了，必须马上做手术，你们回去考虑一下。”我没反应过来这话的含义，好像仍处在检查的迷迷瞪瞪里，为什么要有思想准备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手术该做就做嘛。因为我说晚上要带着检查结果去北京，同学妈妈也打了招呼，于是我们等在检查室外面及时拿到了光片和诊断书。我从来没见过一向镇定的老公如此慌张的神情，我也才知道中间注射是因为检查发现脑部有阴影，他又去补钱办手续，注射了显影液加强针，这才清晰地反映出肿瘤的大小。我这种什么都不懂的人也一眼看见光片里右脑部位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亮团，诊断为“右桥小脑角区有一约4。1*3。3*3。1CM大小球形信号灶，有部分组织伸入到右内听道内口。意见：右桥小脑角区占位，多考虑为听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