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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给朋友信里说到的爸爸，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详细地对朋友说起我的家世。
你上次说到看了我写的东西对我的成长背景有了了解，我妈是个农村妇女，但我爸却是个读书人，他一直告诫我要记着自己是农民的女儿，我受他的影响更多一些。
其实我最早萌生要写点文字是源于我爸，他一辈子籍籍无名，也不得志，但我总觉得他的一生有很多东西值得留下点痕迹，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也很希望他能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一点文字留给我，因为我离他的时代实在太远，他们那代人经历的太多，那样厚重的人生根本不是我可以去触及的。可是我爸每天只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一本本书地看，自己从不动笔。
都说近视眼到老了会变成老花眼，但我爸临终都是近视眼，而且他经常是躺着把书凑在眼前看，看着看着就发出鼾声，他临到老瞌睡也很多，我想我这点绝对是继承了他，我到现在过了四十了瞌睡依然很多。
我爸最后看的两本书是我捎给他的《潜规则》和《闲话水浒》，我想他会从中找到共鸣，尽管来得太晚了些。这两本书他依然用就挂历纸包得整整齐齐，把每一个生僻的字连音带意标在旁边，在最后还标记“小女*年*月*日于兰州”以及“小女返家探亲参加父母结婚60周年纪念”的字样。我惭愧呀，我自己习惯在网上看书，都是赶在回家前晚上在我家夜市摊上给他买的盗版书。说起这事，我觉得对不起我爸爸，也对不起吴思和砍柴。
我爸的母亲在他6岁时去世，我爸就是我爷爷的独子，后来我爷爷又续弦，生了我姑姑。
我爷爷那辈虽说也做点小买卖，贩些骡马茶叶什么的，也算村里的“商户”，但毕竟生活贫苦，何况我爸还是后娘。（解放后因为我爷爷曾经雇过几个长工的事，划阶级成分时我家够不上富农也差点被定位“上中农”，我妈看到就在村旁麦地里被镇压的地主富农的下场，几乎被吓破胆，一听到定成分的工作组来了，几乎吓到魂不附体，为此逼得上吊喝药抗争。我76年3月最后一届春季招生上学，那时候文革还未结束，我光荣地做了红小兵，后来变成少先队员。可是每次学校填表，看到大多数同学都嘻嘻哈哈地填家庭成分“贫农”，而我要地填“中农”，心里充满羞辱。有时候我还心存侥幸地写个“下中农”，离“贫下中农”只有一字之差，尽管这一个字的距离难以逾越，但好像这样就可以拉近点和同学的距离。每次我都要躲到后面等着最后交表，趁老师不注意悄悄塞到最下面，这是我最早的自卑，也是在学校唯一的自卑来源，一种无形的东西像个紧箍咒，就是那样折磨着我未经世事的幼小心灵。阶级成分那时候是要出人命的，不像现在炫富是一种时尚，真是风水轮流转。话说现在的地产商可比当年的地主富到哪儿去了，全国上下、城市农村，该挖的挖了，不该拆的也拆的差不多了，房子也快盖满了。我在想要是像当年没收地主土地一样，把地产商的空置房全部没收了，分给没房住的人，哪不是就实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了吗？）
我爷爷在教育上对他这个独子还是开明的，我爸初中考上我们天水师范附中，听我妈说他毕业照片上的衣服都是借同学的，那时候的伙食经常是从家带一罐酸菜，背一包饼子撑一周。（西北包括全国，肯定也有贵州，到现在好多贫困地方的农村孩子还是这样求学的，前段时间贵州学生午餐不是还引起关注吗？几十年过去了，北上广包括大多数城市面貌已经天翻地覆，但很多贫困农村真的像被遗忘的角落。）
我爸初中毕业怀揣10个银元，和同村地主的儿子一起到兰州赶考西北师院附师，地主的儿子虽然带了100银元但也没考中，算是陪我爸考了。
西北师院附师后来发展成西北师大附中，现在是甘肃最好的高中。我爸曾经很希望我儿子高中就读师大附中，但因为我儿子要拉琴，住校不方便，我们也没其他家长的献身精神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所以没有满足我爸的这个传承的愿望，考了兰州一中。
当时西北师院附师是在全国免费招生的，但因为交通不便，我爸的同学也主要是陕甘宁青还有山西内地的。我爸回忆第一次去兰州坐的是拉货的敞篷卡车，耳朵都差点被树枝刮掉，经过长途颠簸，人货挤在一起，蹲坐车厢里，等下车时全身都是尘土，腿脚麻木得差点不会走路了。
我爸的学没上完，兰州解放战就打响了。他们躲在宿舍听了七天七夜枪炮声，他的同学曾经跑到教室里搜寻课桌抽屉里的馍渣充饥。他的上下铺的哥们就是地下党，但因为我爸的堂哥当时正好在兰州国民党的巡警里当个小官（我这个大伯后来因为这段经历没少遭罪，甚至被家人唾弃，在农村度过凄惨的一生，最后是我爸一直在接济他这个老哥），兄弟俩脾气相投，离家在外惺惺相惜，对我爸也很照顾，所以我爸的同学没敢拉他加入组织，等解放了我爸才知道和他一支烟几个人轮着抽的穷兄弟原来都是共产党员。
怀念爸爸（二）
解放后甘肃第一任省长邓宝珊是天水人，所以也有很多人去投奔了这个干出大事业的老乡，但我爸当时早在农村和我妈成家了，而且他后来给我们说起不喜欢兰州，感觉闷闷的，头上像罩着个盖子，这也是我对兰州的感觉，真不如天水清爽。我爸的同学帮他一起填报了兰州大学历史系，那时候能从西北师院附师毕业的不多，只要填表差不多就可以上兰州大学，但我爸念及老家，也没想再读文凭，竟然就回家去孝敬他爸和后娘去了。他甚至把已经在城里租了房子，在毛纺厂找了活的我妈硬赶回了家，从此我妈就彻底在农村呆着了。（我单位的后面有个邓家花园，邓宝珊是邓家花园的主人，里边埋葬着他在日军飞机轰炸中遇难的夫人和孩子，他的后人把花园捐献给国家了。他是我们天水近代出的大名人，对北平和谈有功，代表傅作义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我有幸和他的孙女共事过半年，是非常好的大家闺秀。现在天水人的风头都被潘石屹抢了，如今是个靠财富说话的社会嘛。不过有一点不错，他什么时候都会提他是天水人，他也为家乡做了好多事，捐款修建的豪华厕所还引起争议，我总觉得捐比不捐好，修总比不修好。话说他那个天水口音的普通话也别想隐瞒他的籍贯。）
我爸做过老师，当过文员，但最后的职业是会计，我也算歪打正着地继承父业了。
我弟一直抱怨我爸没本事没有捞个一官半职，给他找个好前程，把家里孩子都解决好，（我爸地下党的同学后来做了天水地区行署专员），我爸总是叹息“你知道什么呢，我要是当了官，说不定连命都早送掉了，不要光看见当官的好”。我倒很能理解我爸。他解放后就参加了工作，他对我说他早就把世事看透了，他不凑热闹，也不害人，更不想出人头地，所以一直像个冷静的旁观者独善其身，无欲则刚。我很小的时候就听他说起，毛主席说到如果鲁迅活在解放后会怎样，感叹“幸亏死得早，死得是时候”，也听他说梁漱溟怎样和毛主席叫板，当时我听着这些简直有点骇人听闻，觉得他不会是在造谣胡说吧？
他不是党员，但开党委会他得做秘书负责记录，他还得给土八路干部做文化教员，组织让他做文教科长，他死活没干，自愿下乡去搞社教（或者土改，这些运动我搞不清），等他在乡下呆了一个月回来，才知道新任命的文教科长在越来越紧张的运动里硬是被逼得上吊死了。他在暗自庆幸自杀的不是他后，一辈子也没有踏进官场半步。
我爸随着时代的波涛经历了历次运动，也换过好些单位，反正都是普通老百姓。76年因为我二哥受工伤，脑袋被砂轮打破，差点没命，我爸带他到兰州、北京天坛医院看病半年多，那时候出省看病、坐飞机都要办无数审批手续。兰州医生说既然有七个孩子，那就扔黄河里算了，我爸硬是没有放弃，做了无数次手术，总算拣回条命。但我爸说从此之后他的骨头都快吓酥了，每次看到病危通知书签字，手都在抖，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都是留着眼泪签的。他长期在单位吃食堂，什么家务都不会做，在家里连水都不会烧，但是陪我哥看病他也得凑合吃饭，我妈后来老说笑话的是他一次就把一把挂面全下到锅里，煮出一锅面糊。那次变故，我妈在家里听不到我二哥到底是死是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