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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花六照--梁羽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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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武侠小说之缘而结识的新朋友,也往往是一见如故,这次在台北,我和许多新朋友谈得都是十分投机。其中有武侠小说的知识非常广博的学人,谈起武侠小说,只有我向他请教的份儿;也有对我的小说比我还更为熟悉的作家,对我的小说评论之中肯,令我为之心折。
除了益友,还有良师。华罗庚教授虽然是老一辈的学者,思想却极“新锐”,他对武侠小说的观感,对我具有启发作用。有趣的是,谈起武侠小说时,他似乎童心犹在,他的腿不大灵活,有一次谈得兴起时,曾伸拳比划几招。可惜一九八五年六月,在日本作学术演讲时,不幸突发心脏病逝世,有如士兵之死在前线。已故老词人刘伯端最讲究格律,对我小说中的词,往往可以整首念出来,在谬赞之余,也直率地指出我某一首词某一个字不协音律。清史专家汪孝博则在武侠之外,对我的”联话“写作帮助更大。
第三个“甘”则是更加“自我”,说出来只怕给人骂我只知“独善其身”了。除了还会写点东西之外,别无谋生本领,“所幸”的是,武侠小说的“市场价值”的确要比“严肃文学”高一些,所以还可养家活口,不至于像古代文人那样潦倒终生。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题为《著书半为稻粱谋》的短文中,借龚自珍的一首诗答友人:

少小无端爱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 
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 

我写武侠小说,纯属偶然的因缘,故曰“忽遇”也。
写武侠小说是需要丰富的幻想力的,我认为过了五十岁,已是不适宜于写武侠小说的年龄了。一九八一年,我已经五十六岁,只因朋友知我有“封刀”之意,集了龚诗两句给我:“且莫空山听雨去,江湖侠骨恐无多。”为酬雅意,拖迟两年,恰好凑满“三十”之数,虽然实际的时间是二十九年零八个月,但计年的习惯是取其约数,所以也可自称是写武侠小说三十年了。 
无钱购买“金盆”去“洗手”,余资倒还可以在澳洲雪梨的郊区买一层楼。雪梨雨量甚少,附近亦无空山,所以只好海上看云。看云的情调似也不差于听雨,人到晚年,例应退休,想白云也不会笑我“懒如此”了。

(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日完稿于雪梨)



中国的武与侠——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梁羽生   

我曾经写了三十年武侠小说,不敢说有什么写作心得,但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类型。
顾名思义,它是有武有侠的小说。就武这方面来讲,它包括了不同门派的技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chinese kungfu),包括气功,包括各种兵器的使用。中国俗语“十八般武艺”,实际远远不止这个数目。

侠的内容随着时代改变
中国一位学者周纬,花了三十年时间,写了一本厚厚的《中国兵器史稿》,单是周代的剑已有十几种。暗器是侠士比较少用的,但单是清代的暗器就有三十四种。不过真正懂得武术的小说作家恐怕很少,像我就一窍不通。因此只能以意为之,比如用一句诗来表达那个意境。
侠的内容那就更丰富了,它的概念也是随着时代而变的。从古人对于侠的要求“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言必信,行必果”是孔子赞门人子路的说话,后来司马迁加上了“诺必诚”,作为他的游侠标准),到现代武侠小说作家,有的主张要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有的认为“做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情就是侠的行为”;有的认为只要是人类某些高贵品质的表现就是侠。

都可找到中华文化烙印
几乎每一位武侠小说作家,都有他对于侠的不同诠释。但不管怎样不同,在那些侠的身上,也总可以找到中华文化的烙印,或者是儒家的,或者是佛家的,或者是道家的。附带说一说,佛教虽然是从印度来的,但与中国文化结合,佛教文化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成分了。有关“侠”的研究,有许多学者写了论文或专书,这里就不多说了。
武侠小说源远流长,根据一般中国文学史的说法,正式的武侠小说,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文类意义上的小说,是从唐代开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杜光庭生于公元八五零年,死于九三三年,距离现在也有一千多年了。

像一条长流突然被堵住
武侠小说虽有那么长远的历史,但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它却像一条长流突然被堵住一样,不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严禁的情况到了八十年代初才稍见松动。
首先是从广东开始的。一九八零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萍踪侠影录》(the adventure of wandering swordmen);一九八四年广州《羊城晚报》(那是在中国一张销量很大的报纸)连载我的《七剑下天山》(seven swordmenfrom mt。tian)。

中国对武侠小说大开绿灯
到了八四年十一月,我的《萍踪侠影录》被改编成京剧在北京演出。武侠小说这个“禁区”的裂缝好像越来越大了。不过,一直到那个时候,武侠小说还是未曾取得合法的地位。
八四年底,中国第四届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应邀参加。大会分组讨论一些有关文艺的问题,“武侠小说算不算文艺”也是讨论题目之一。正反两方面意见都有,有骂《羊城晚报》不该登武侠小说的,有欢迎武侠小说回归本土的。
会议没有作出结论。不过从八五年开始,中国对武侠小说已是大开绿灯,金庸的作品以及其他港台作家的作品,都可以在大陆通行无阻了。

把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
大陆近年兴起越来越旺的武侠热,不但有广大的读者,也有越来越多的作者。从严禁到武侠热,这是很大的变化。大陆评论家大都认为,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受到港台武侠小说的冲击。
在谈到“港台冲击波”的时候,也大都提到了金庸、梁羽生以及另一位已经去世了的台湾武侠小说家古龙的名字。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我们的嘉宾金庸先生。限于时间,我只能说一点我认为是他的最大的贡献。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对接班人问题感到乐观
最后谈一谈我对武侠小说的展望。有些人对接班人的问题感到忧虑,我倒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有超过十一亿人口,有那么多武侠小说的读者和作者,他们碰上的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千年难遇的、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些因素加起来,虽然也不一定就能产生伟大的武侠小说作家,但根据数学上或然率来推算,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想起一首中国的诗:“李杜诗篇方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原来的诗句是“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因为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比古人快得多,因此我改了一个字,改“百”为“十”。这也是我对年青一代中国武侠小说作者的期望。

(演说发表于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中国武侠小说略谈
作者:梁羽生   

中国的武侠小说,有资格列入一般文学史的,我大致看过。外国的武侠小说,也看了一些。还有一些是未曾看过原书,而仅从文学史的间接评论,知道它的大概内容的。我不敢妄谈中外武侠小说的比较,但就我看过的而论,我觉得中外的武侠小说各有特点,我个人是更喜爱中国的武侠小说的。
中国的武侠小说最早是作为“传奇文学”的一支,起源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时期,算起来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关于“武侠”的记载,则还要早得多。远在汉代,司马迁《史记》中《刺客列传》里的荆轲、聂政,《游侠列传》里的朱家、郭解,就都是“武侠”一流人物。但这些“列传”属于“传记”体裁,并非小说写法,所以还不能称为“武侠小说”。不过,唐代的武侠小说,也颇有受到《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的影响的,因此叙其渊源,顺带提及。
武侠小说在唐代藩镇割据时期兴起,这是有其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的。
唐代的“藩镇”可以比作民初的军阀,各占地盘,互相攻伐。因为天下扰乱,藩镇专横,所以,人们希望有一种能够替他们打抱不平的侠客出来。“武侠小说”的兴起,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另一方面,由于割据的军阀互派刺客,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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