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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还是那位国文老师，有一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周公诛管蔡论”。
依正史说法，管叔、蔡叔都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他们不服，连同一个叫武庚的一起叛乱，结果被周公平定。管、蔡服诛。做这个题目，一般的写法当然是应该说周公诛管蔡，诛得对的。
但华罗庚却做“反面文章”，他说周公倘若不诛管蔡，说不定他自己也会造反的。正因为管蔡看出他的意图，所以他才把管蔡杀了灭口。但他既然用维护周室的名目来诛叛逆，他做了这件事，自己就不便造反了。
新鲜的构思，独立的见解，对不对是另一回事，首先是个“敢”字，即使一百次中有一次对，那也还是对学术研究有促进作用的。但那位国文老师是不能理解“独立思考”之可贵的，这次是更恼火了，大骂华罗庚“污蔑圣人”，几乎要号召生徒“鸣鼓而攻”之。
华罗庚辩解说：倘若你只许有一种写法，为什么你出的题目不叫做“周公诛管蔡颂”？既然题目有“论”字，那就应该准许别人“议论”，是议论就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这段辩驳，“逻辑性”是很强的。那位老师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不过，在金坛中学，也并非完全没有赏识他的人。
王维克这个人
璞玉浑金，美质未显，但有经验的良工，也可看得出他内蕴的光华的。
金坛虽小，也有“卧虎藏龙”。华罗庚读初中二年级时的级主任王维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知道王维克这个人的或许不多，但对华罗庚来说，这个人却是对他的一生影响甚大的人。据华罗庚说，王维克是有点像顾千里这样的人物。顾千里“读书过目万卷，经史训诂，天文算学，莫不贯通”。而王维克则更进一步，他是堪称“学贯中西”的。他曾译过但丁的《神曲》，印度的史诗，对元曲也很有研究。数学方面，他虽然未足成家，但也不止于“涉猎”了。
王维克在金坛中学只教了华罗庚一年，第二年就到法国留学。回来后曾当过中国公学的教授。他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时候，校长是鼎鼎大名的胡适之，教务长是杨振声。王维克和这两个人都合不来，恰巧那时上海的小报又有一篇文章叫《黄皮客游沪记》，“黄皮客”和“王维克”谐音，影射王维克游沪是“乡下佬进城”。小报文章本来不值重视，但王维克是颇为“傲气”的人，他受不住胡适的气，又不堪小报的讽刺，于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舍教授而不为，宁愿回乡办学。后来他做了金坛中学的校长，对华罗庚的影响就更大了。
王维克是第一个发现华罗庚有数学天才的人，在他的教导下，华罗庚不但数学这一科成绩超卓，其他学科也都有了进步，尤其是中文。华罗庚能文能诗，他的中文基础，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华罗庚说起这位老师，还是充满感情的。可惜他只教了华罗庚一年，就到法国留学去了。
另一位难忘的老师
初中毕业后，家中无力供他升学。上海有一间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有个亲戚劝他的父亲让他去读这间学校，一来职业学校收费较平，二来既是不能从“正途出身”，在职业学校能够学到一门技能也好。他的父亲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一九二七年春天，华罗庚到了上海，考进这间职业学校。
在中华职业学校，他碰上另一位难忘的老师——邹韬奋。
邹韬奋（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四年）是名记者、名政论家和出版家，三十年代，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和他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影响曾及于全国。但当时的邹韬奋还不是那么有名的，华罗庚到上海的前一年（一九二六年），邹韬奋是上海《生活》周刊的编辑，后来又兼任中华职业学校的英文教员。
邹韬奋对华罗庚的影响没有王维克的影响之大，但这位老师也是令他终身难忘的。最难忘的是邹韬奋的“罚站教学法”——当然这“教学法”是“不见经传”的，它只是我杜撰的名词。
说起罚站 犹有余悸
华罗庚谈起这位老师，连称“厉害！厉害！”原来上邹韬奋的英文课，学生第一次答不出问题，就罚在原位站。第二次答不出，罚上台上站。第三次答不出，罚上放在台上的那张桌子上面站。不用说那是成为全班同学注目的焦点了。
我问华罗庚，他有没有被罚过站，他说罚在原位站可能有过，罚上台上和桌子上站则好像没有。他的英文是在全班考第二名的。
二十多年之后，华罗庚做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他也有一门训练学生的“绝招”，被人称为“把学生挂在黑板上”。他叫学生在黑板演算，学生演算不出，就不许离开。据说有一位如今已是在数学界独当一面的学者，当年也曾被华罗庚“挂在黑板上”两个小时，而这还不是最高纪录。
华罗庚训练学生的这个“挂板法”，不知是否得自“师门心法”，但对学生要求的严格，则是和他当年在中华职业学校的老师邹韬奋一样的。
曾获珠算比赛第一名
在上海就读期间，还有一件可记的事是，他曾获得上海市珠算比赛第一名。
参加这个比赛的绝大多数是上海各个银行的职员和各个钱庄的伙计，“打算盘”可说是熟极如流的。而他，虽然从小帮父亲料理店务，打过算盘，但毕竟不是专业，比得过那些高手吗？
他谈起那次比赛，笑说：“我是斗智不斗力。”原来他发现一个简单的珠算算法，这就压倒了那班只凭“手熟”的“高手”了。
华罗庚在数学的思维方法方面，有一套清晰而简洁的方法，被国外学者称为华罗庚所特有的“直接法”。这个“直接法”，当时虽然尚未“成形”，但在那次珠算比赛中，或许也可说是初结胚胎了。
读职业学校的费用虽然较少，一个学期（半年）的膳费和杂费也得五十块洋钱。华罗庚因是清贫学生，申请免交学费已得学校当局批准，但膳费是必须自己出的，他的父亲已经罗掘俱穷，这五十元是再也筹不出来了。于是华罗庚虽然只差一个学期就可毕业，还是被迫退学，回乡帮父亲料理那间小小的杂货店。
父亲不许看“天书”
弃宝剑于尘埃，投明珠于暗室，一个数学天才难道就要在杂货店终其一生么？宝剑何时再露锋芒，明珠何日光华重现？
暗室露出一线光亮了。王维克已经重回金坛，师徒会面，华罗庚从王维克的手中借到一些数学书籍，开始他的自学了。
但阻力马上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看不懂数学书上那些古怪符号，大发儿子脾气：“你看这些天书做什么？书又不能当饭吃，还不赶快招呼顾客？”多年后西方一本数学杂志刊了一幅漫画，画中的华罗庚，抱着几本破书，被拿着烧火棍的父亲追得满屋子团团转。父亲威胁儿子，要他把数学书扔到火炉里。
求狐仙不如求我
说来有趣，你猜他是凭着什么解除父亲的阻力的？是因为他解决了“狐仙”不能解决的问题。
杂货店生意不好，他父亲帮人收购蚕丝，白天收购，晚上算账。有一晚算错了一千多元，算不清明天就不能开工。金坛有“拜狐仙”的迷信风俗，有人就点上香烛，求狐仙帮忙。可是求了狐仙，还是算不清账目。华罗庚在屋子里闻得香气，出来说道，不要求狐仙了，让我来帮你们算账吧。父亲不相信儿子有这本领，但抱着姑且让他一试的心情，把两大本账簿交给他。结果华罗庚牛刀小试，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账目算清了。父亲一看，学数学果然有点用，这才放松了对他的阻吓。
不合格教员
华罗庚的“运气”似乎越来越好转了，十八岁那年，一向赏识他的那位老师王维克做了金坛中学校长，请他去当庶务兼会计，月薪十八大元。比起在杂货店做没工钱的“小伙计”，华罗庚简直好像是平步青云了。第二年，学校开了个补习班，王维克又叫他去当补习班的教员。
一山凸起丘陵妒，他不过是初中毕业，竟然在中学当起教员，虽然只是教补习班，亦已有人看不顺眼了。王维克和当地士绅的关系又搞不好，于是一班士绅联名向县教育局控告王维克“十大罪状”，“任用私人不合格教员华罗庚”也成为王维克的十大罪状之一。那位教育局长似乎还颇明事理，他批下来说：“学生焉得为私人。受控各节，大致类此，不准。”
不过王维克虽然官司打赢，但他不堪排挤，又来一次拂袖而去。华罗庚的补习教员也干不成了，不过学校仍然用他做会计。
“运气”才好了不过一年，第二年又变坏了。十九岁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