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再举一例，说明蒙汉的观念差异。汉人对血亲与姻亲的性禁忌非常严格，犯禁就是乱伦。明清时期对四等亲以上的乱伦，视为「内乱」，最重可处绞死或斩首，但对亲族外的不伦（外乱）惩罚较轻。在这种观念下，收继婚对汉人而言，是最严重的「内乱」，完全无法接受。
蒙古人的观念相反：对内乱的惩罚轻微，或甚至不惩罚；但与外族人的不伦（外乱），则视为家族的严重损失，惩罚十分严厉，甚至引起两族之间的仇杀。族内的不伦虽然也是犯罪，但因没有家族财产的损失，所以内乱的罪较轻。换个观点来看，游牧民族的收继婚，其实是对族内共同财产（妇女）的效率使用；但对农耕定居的汉人来说，收继婚是最严重的乱伦大忌。
汉人在元朝的统治下，必须接受蒙古的婚姻规定。经过冲突磨合，汉人调整出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均衡点：丈夫死后寡妇不愿依法律被收继，又想保留财产权、子女权、人身权，最好的办法就是守寡不嫁。蒙古法律并未强制寡妇必须再嫁，只要「出具守志不改嫁结文状」，寡妇就不必被收继。
元朝统治者面对汉人的抵抗，也在调整法律的施用规定，大体而言有几个阶段性的变化：（1） 1271年之前，蒙古人与汉人的法律分开适用。（2） 127167年间，法律全面蒙古化。（3） 127694年间，逐渐宽松地执行蒙古法律。（4） 12941330年间，蒙古法律逐渐汉化。1330年下令取消汉人的收继婚：「诸汉人、南人，父殁，子收其庶母，兄殁，弟收其嫂者，禁之。诸姑表兄弟叔嫂不相收，收者以奸论。」
取消汉人的收继婚，接受新的守寡方式，是蒙汉妥协的结果：蒙古的寡妇本来就留在夫家，汉人接受这一点，让寡妇在夫家守节。对汉人而言，只要不强制收继婚，在夫家守寡是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对蒙古统治者来说，汉人寡妇不外嫁，基本上就符合蒙古法律，统治者就可以不强制收继婚。从寡妇的立场来说，可以免除被收继的恐惧，保住部分的自主权（人身权）。但为何不易再嫁？（1）财产权和子女权早已移转夫家，寡妇若要再嫁，必须放弃这两项，意愿自然减弱。（2）从婚姻市场的观点来看，寡妇的价值比新妇低，新夫又不能得到寡妇的财产，再嫁的机会就减少了。
整体而言，1330年之前汉人寡妇选择守节，主要的考虑是「收继婚的乱伦恐惧」；1330年之后选择守节，主要考虑是财产权与子女权已移转到夫家，再嫁就会失去这两项重要倚靠。还有两项社会条件的搭配因素：（1）政府表扬守寡者，（2）工商业的发展，寡妇较有自食其力的机会。分述如下。
蒙元朝廷明白，不易强制汉人行收继婚，就退而求其次，表扬妇女不再嫁。1304年颁布表扬守节的政令：「今后举节妇者，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晚节不易，贞正着明者，…申呈省部，依例旌表。」朱元璋在1368年颁布类似的诏书：「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清朝跟随这个概念，在1723年规定：「节妇年逾四十而身故，计其守节已逾十五载以上，亦应酌量旌奖。」旌表的方式，原本是朝廷给匾额，张挂在节妇家门上。到了明朝嘉靖，政府拨款30两银，给个别节妇建造牌坊。具体方式随时间地点而异，但奖励节妇的精神，在元明清是延续的。
比较接近真实的朱元璋画像
政府虽然表扬守节，但对贫困寡妇并无特定的救济政策。元代时期，家境清寒的年轻寡妇，虽然有意守节，但迫于生计只好「死一夫易一夫」。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寡妇较多谋生的机会，其中最主要的是棉纺织业。为何不是麻织或丝织？因为麻织品普遍，附加价值低；丝织品较具技术性，市场价值高，逐渐向城镇转移，由男性手工匠掌握，乡间或弱势妇女不易参与。
明代后期，棉花成为主要的纺织原料，棉织品逐渐普及化，适合妇女参与生产：每两件棉衣中，就有一件是从妇女织造的棉布制作的，称为「棉花革命」。棉花革命后，男耕女织的分工才真正落实：妇女从棉纺业的所得，高于在田地的工作报酬；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扶养小孩。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寡妇经济独立的机会，守节的可能性因而增加。
参考书目
张彬村（1999）：〈明清时期寡妇守节的风气：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的问题〉，《新史学》，10（2）：2976。
17为什么日本的蚕丝业能迅速超越中国？
几世纪以来的中国丝绸业，在全球市场一直居于领导地位，但在18501930年间被日本快速超越了。18501930年间，生丝出口占日本总外销额的20％40％，占中国的20％30％。生丝是中日两国最重要的外销品，超越对方才能取得更大的市场占有率。1873年时，中国的生丝出口量是日本的3倍，1905年时日本已超过中国，1930年时日本是中国的3倍，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超过80％。
日本的蚕茧年产量，在18901930年间激增5倍，高达30万公吨，中国在同一时期，年产量约710万公吨。1920年代长江三角洲的养蚕户，蚕茧的年产量约5060公斤，是日本的13。若把时间逆推到1897年，每户的产量约是日本的70％。若以各自的成长率来看，日本在190328年间，平均每年的成长率约2。05％，而中国只有0。52％。这些数字已足够对比双方的进退。以下析述双方在整体大环境、技术进步、产销网络这三方面的明显落差。
1868年进入明治维新后，日本展现大气魄的积极改革，积极学习西方成为现代化国家。相对地，中国在1860年代发生严重的太平天国事件，思维上仍处于故步自封的状态。晚清虽然有自强运动，但在商业策略上，仍以「官督商办」的模式为主，政府与民间企业很少密切结合。
相对地，日本积极鼓励出口，政府提供基础建设（铁路、银行），辅导民间企业迅速兴起。1894年的甲午之战，日本一方面获得巨额赔款，二方面加入国际金本位制，开始走入强国的行列。中国海军在甲午之战全面崩溃后，激发百日维新，但很快就改朝换代进入民国时期。晚清的时局动荡，让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在很多方面超越中国，生丝业只是个显例。
接下来看日本对生丝业下过哪些努力。18713年间，政府派遣岩仓学习团（Iwakura Mission），赴欧洲和美国学习养蚕技术。1873年派佐佐木（Nagatsu Sasaki）带领蚕业专家，赴意大利北部学习。当时意大利北部是欧洲养蚕业的重镇，其中最有名的技术，是从法国生化学者巴士德（Louis Paster，182295）的细菌学说，发展出防治蚕瘟（细菌感染）的方法。佐佐木学习团，在意大利北部的Gorizia养蚕研究所（1869年设立），学习一整个月后带回日本的，是最新的养蚕工具和显微镜，开始推广蚕业研究与教育。另一方面也很注意对手的进展：18901940年代，单是对中国蚕丝业的相关报导（技术面与商业面），合起来大约有40册。
法国生化学者巴士德（Louis Paster，182295）
相对地，中国的蚕丝业基本上仍依循旧法，要晚到1899年时才由江南制造局，翻译一本1810年代出版的西洋蚕书。更糟的是，译文是由非专业人士口译，写成文言文，对业者的帮助有限。单从这点就可看出，日后两国蚕丝业的必然差异。其实日本学者早已看出中国的弱点，批评三角洲的养蚕方法老旧落后无知，手法迷信，几乎还停留在明治维新之前的阶段。
日本最积极改进的是蚕只品种：在1910年代初期，培养出F1型的混血品种，蚕茧产量远超过先前的蚕种。日本的蚕丝业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设立专业实验室，和各大学的实验室合作，投入胚胎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目的是要培养高产量的新蚕种。透过政府与养蚕协会大力推广，F1品系在1910年代初期推广到民间，到了1923年时， F1品种的占有率达到100％。
效果如何？非常显著：在18881902年间，日本蚕丝的单位产量，大约只有意大利和法国的12，但到19209年间，日本就超过欧洲成为世界第一。而中国的单位产量，在1917年时约是日本的74％，到1927年时只剩50％，完全失去竞争力。简言之，日本的养蚕业在18601920年这60年间，从原本和中国同等级，快速翻身成为世界第一。
品种优势只是产业成功的一个环节，还需要许多配合因素。其中之一是培养新品种的桑树，开发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