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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向性的答案。
（1）贸易逆差会有明显改善，原因很简单：原本是用白银报价做生意，而国际银价又长期看贬，导致贸易逆差愈来愈严重。如果改采金本位，一切用黄金计价，汇率稳定（因为钉住金价），原本的贸易逆差说不定会因而转为顺差。但这对中国的经济帮助不大，因为在1937年之前，中国是大型的半闭锁性经济，国际贸易占国民所得的比例小于7％。
（2）就算加入金本位后，可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也要考虑另一个大缺点：1929年大萧条时，中国的物价必然会跟随列强大跌13。透过统计方法所做的模拟分析，基本上支持这个推论。
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如果他要请教经济学界，到底应该积极加入金本位，迎头赶上世界的潮流，还是停留在已有几百年历史的银本位，每年丧气地看着国际银价起起伏伏？聪明的你，会建议蒋委员长走哪条路？以后见之明，我建议不要加入金本位，因为缺点很明显：
（1）中国有足够的黄金存量当会员国吗？
（2）央行有足够的准备，让持纸钞者随时兑换等值的黄金吗？
（3）对外用黄金，那对内呢？还不是白银、铜币、纸钞吗？
（4）世界大恐慌时，连英美法德列强都挡不住，中国必然更惨。
（5）币制改革比想象的复杂，必须付出庞大的行政费用，引发相当的社会混乱，劳师动众耗时耗财耗力。如果好不容易才改为金本位，结果几年后（1931年9月）英国就宣布脱离，导致世界金本位崩溃，请问该怎么办？要改回银本位吗？
192935年间的大萧条，中国幸好没加入金本位，才会有黄金的十年建设。傻人有傻福，穷人有穷运，人算不如天算。银本位在192935年间，是中国经济的救生艇，而不是「银脚镣」。
参考书目
Lai； C。 and J。 Gau （2003）： The Chinese silver standard economy and the 1929 Great Depression；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3（2）：15568。
9美国购银法案（1934）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1934年5月22日，国会通过罗斯福总统提议的购银法案，6月19日总统签字后生效。这项法案的重点，是「要求财政部在国内外收购白银，直到白银的市价每盎斯达到美金1。29元以上，或财政部白银存量的货币价值，达到黄金存量货币价值的13。总统授权运用各种方法，达到这项要求。」财政部依据这项法案，开始在国内外收购白银，直到1961年底为止，1963年才废止这项法案。虽然财政部努力执行，但一直没达到这两项目标：（1）让白银的市价达到每盎司1。29美元，（2）让白银的存量的价值，达到黄金存量价值的13。
这项购银法案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远因是国际银价从19世纪末长期大幅下跌：到了1928年时，每盎司才58美分；1930年因为大萧条的影响，才值38美分；1932年底和1933年初更惨，只剩25美分。美国从1873年起改行金本位，为什么还这么在意银价下跌呢？主因是有7个产银州（犹他、爱达荷、亚利桑那、蒙大拿、内华达、科罗拉多、新墨西哥），由于国际银价大跌，银矿业的收入大跌。虽然这7州人口数的总和，还比不上纽泽西州；这7州的银矿业人口，在1929年还不到3千人；但这7个州在国会占13的席位，结合起来的力量不容忽视。
但这两项因素，还不足以逼迫总统提出购银法案。或许第三个因素更重要，因为牵涉到广大的农民选票。1929年10月底纽约股市大崩盘后，美国经济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萧条。随着物价的下跌，农业部门的所得跟着大幅下滑，农民的生计困难。1933年国会通过「农业救济法案」（Farm Relief Bill），协助解决农业部门的困难。他们提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如果国会能通过购银法案（1934），一方面把白银价格拉高好几倍，二方面让白银再度具有货币功能，对萧条的经济注入新血，把物价全面拉升，也把农业部门救起来。
这一招果然有效：19327年间的物价上升14％，批发物价上升32％，农产价格上升79％。简言之，1934年的购银法案，是把美国从大萧条救出来的重要英雄：白银的年产量，从1934年的3。3千万盎司，增到1940年的7千万，其它的矿业（铜、铅、锌）也跟着受惠，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供给量提升，效果非常显著。
这件事和中国有何相干？美国硬把银价拉抬起来，对当时仍采银本位的中国来说，有两项重大的影响。（1）等于是用外力强迫中国币升值，这会严重打击出口贸易。（2）美国的白银价格大幅提升后，中国银子必然受到高银价的吸引，大幅流向美国，造成货币供给大失血。可以预见的必然后果，是中国的物价大幅下跌，百业萧条。简言之，美国的购银法案是以邻为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中国的痛苦上。
另一群受害者，是墨西哥与拉丁美洲的产银国。这些国家原本大量使用银币，如果银价在短期内被美国拉高一倍，这些银币立刻增值一倍，物价也高涨一倍，那怎么得了？这些产银国的因应之道，是减少银币的含银量，或是甘脆禁止使用白银当作货币，否则会被美国的购银法案害得很惨。
暂且不谈对拉丁美洲的影响，专谈与中国相关的问题。1934年的购银法案，确实吸走不少中国白银。中美政府早就预见这个影响，做了配套性的政策，例如防止白银走私、规定银行汇出白银的数量。购银法案在上海等通商口岸，造成相当的恐慌，民间的主要担心，是白银流失后货币供给量变少，物价跟着下跌，工商界百业萧条。
Milton Friedman （19122006），1976诺贝尔奖
真的是这样吗？有两种见解在争辩。主张上述见解的，是1976年诺贝尔奖得主Milton Friedman（19122006）。他的基本论点是货币数量说：购银法案把白银价格拉高后，中国币的汇率被迫升值，造成奇特的「银贵金贱」（黄金的价格相对地贬低），造成出口困难、贸易赤字更严重。白银被美国吸走后，货币供给减少，政府的财政必然更困难，只能扩大债务让预算赤字化。蒋介石政府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打算在1934年10月脱离银本位，但此事拖到1年后（1935年11月3日）才正式宣布，终止了有几百年历史的银本位，改采法币制（纸钞制）。
脱离银本位后，政府印钞票时，就可以不必顾及白银的准备数量，导致过度印钞，造成物价膨涨。以上海为例，19314年间因购银法案的传闻，批发物价下跌23％，但在19345年间只下跌1％。1935年底改采法币制后，19357年间的物价上涨24％。雪上加霜的是，1937年7月日军侵入华北，中日战争爆发后军费激增。此事虽与美国的购银法案无关，但国民政府在脱离银本位后，大量印钞应付各方需求。在8年抗战期间（193745），货币发行量增加300倍，物价上涨得更快，将近1；600倍，平均每年上涨150％。Friedman说，中国经济先受到购银法案的打击，接着是1937年的中日战争，之后又有19459的国共战争。整个检讨起来，购银法案应该为国民政府失掉大陆，负起重大的初始责任。
Friedman言重了。他只根据一些表面事实，做了过度的推论。购银法案确实吸走不少中国银子，引发通商口岸的商业恐慌。但若要说购银法案对庞大的中国经济，产生致命的影响，那就需要更明确的证据与深度分析。有另一派见解，例如Brandt and Sargent（1988），就明白反对这种货币数量说的推论。但他们的分析，还是停留在宏观的总体统计数字解说，没有用数理模型与统计分析，去探讨其它因素。
Thomas Sargent
我们尝试用反事实推论法，透过较严谨的模型推论与计量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并不支持Friedman的见解。我们认为，对中国经济有较重大影响的因素，并非外来的购银法案，而是19317年间水旱灾的长期广泛影响。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受水旱灾害的程度如下：1931年有20。1％，1932年17。5％，1933年15。4％，1934（购银法案那年）38。9％，1935年9。8％，1936年11。3％，1937年19。3％。购银法案对中国的冲击确实不少，但激烈的程度是短暂的，也只限于工商业。相对地，19317年间的水旱灾，对以农立国的经济，所产生的冲击才是广泛深刻的。
参考书目
Brandt； Loren and Thomas Sargent （1989）： “Interpreting new evidence about China and U。S。 silver purchases”； Journal of Moary Economics； 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