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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田千秋的事迹，在《汉书》卷66有详载，不赘。至于为何又称为车千秋，那是因为「千秋为相十二年，…千秋年老，上优之。朝见，得乘小车入宫殿中，故因号曰车丞相。」其子孙此后改姓车。丞相之下的丞相史（即丞相长史），《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所以照编制应有两人。
御史大夫桑弘羊的职责是：「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御史大夫的地位仅次于丞相，在汉代往往会补丞相之缺。18 他的生平事迹，在正史内并无传记，只能从其它人的记述中，拼凑出一个大略的形象。王利器在《盐铁论校注》的前言里（页2230），对桑大夫的生卒年和重要事迹，有相当的描述。此外，马元材（1982）《桑弘羊年谱订补》（河南：中州书画社，194页）也有补充资料，在此不拟重述。
御史大夫的属员御史，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的说法：「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汉代通称的「御史」，就是御史大夫之下的这些官。《续汉书？百官志三》说这十五位御史的官俸是六百石，他们的职责是：「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
据《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六月诏：「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所以贤良应有八人：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各推荐二人（计六人），太常推荐二人，合计八人。19文学是「文学高第」的简称，是学经书的儒家，约四十余人，由各郡国推荐。《汉书？地理志》所载的郡国数远不止此数，可能某些郡国并未推荐。
已知的贤良，只有茂陵（地在右扶风，当时可能归太常管辖）的唐生，和一位被桑弘羊称为「子大夫」的人。「子大夫」是一种尊称，《汉书？董仲舒列传》说，董仲舒对策时，武帝在「制曰」中，数度用「子大夫」来称呼他。同样地，在盐铁会议中，桑弘羊对某位特定的贤良也用此称呼。而这位贤良前后发言的语气相当一致，甚似为同一人（详见王利器1992页341的考证）。现在可知姓氏与出处的贤良只有一人：茂陵的唐生，「子大夫」可能就是指他而言。已知的文学，只有鲁（国）的万生、中山（国）的刘子雍、九江（郡）的祝生，这是根据〈60杂论〉的说法。此外，提供许多与会议相关消息给桓宽的汝南郡朱子伯（〈60杂论〉：「汝南朱子伯为予言」），是否也是与会的文学之一呢？
以下分述参与者的角色和发言状况。依王利器（1992）集注本的分段方式，141篇内共有242段（73％），4259篇有87段（27％）。有21段未计入这329段内，都是属于状况描述、开头语或结束语者，如：大夫曰：「御史！」御史未应，大夫不说，作色不应也。
六种身分的参与者当中，最高的是丞相（车千秋），他在141篇内共发言4次（2％），他在4259篇中缺席，未发言。他的随属丞相史（有数人），在上篇中发言12次（5％），在下篇内未出席。御史大夫桑弘羊在上篇内发言77次（32％），下篇36次（41％）；他的随属御史（有数人）在上篇发言11次（4。5％），在下篇8次（9％）。文学在上篇发言79次（37。5％），下篇43次（50％）；贤良在上篇内有59次（24％），在下篇应有出席但未发言（0％）。若从上下篇合计的329次发言数来看，最多的是文学122次（37％），其次是御史大夫桑弘羊113次（34％），贤良59次（18％），御史19次（6％），丞相史12次（4％），丞相车千秋4次（1％）。以上的统计，是以每段计算一次。
丞相车千秋的发言次数最少，一方面是他的政治成熟度与个性，二方面因为他是会议的主席，发言的次数少也合乎会议常情。然而，车丞相的角色并非无关紧要，其实他发挥相当重要的功能，只是做得清淡，容易被人忽略，另见文末附录〈车丞相的重要发言〉，内有举例说明。
桑大夫的发言次数不少，159篇内共113次（34％）。在此不易综述他的发言手法，但大致可以说，他对经史与历代掌故相当熟悉，论点精准锐利。桓宽称许桑弘羊的表现：「然巨儒宿学恧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60杂论〉）。他单人舌战群儒，在141篇内可以说是不分上下，相互僵持。但是在4252篇内，桑大夫虽然斗志旺盛，但也渐露不耐，时常会把论点扯离主题，熬到〈52论功〉之后，就把话题转到〈53论邹〉、〈54论灾〉、〈55刑德〉这类较意识形态的题材。而他最在意的匈奴问题，也就因而不了了之。在4254篇中，全都是桑大夫一个人和文学双方在争执，到了〈55刑德〉的下半篇时，桑弘羊已因厌倦而放弃对话（「大夫俛仰未应对」），改由他的属下御史接手和文学再战。御史和文学从〈55刑德〉的下半篇，一直论战到〈58诏圣〉的下半篇才结束（「御史默然不对。」）之后桑大夫接着辩下去，但文学仍不肯松手，所以到了〈59大论〉时，「大夫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双方既然僵持不下，桑弘羊就说：「请与诸生解。」结束了这场会后会的争论。
文学的人数和发言次数相当多（159篇内共122次，37％），内容虽然缤纷，但立场大致相似：反官营、反独占、反奢靡、主宽刑、反对讨伐匈奴、反对社会性的所得不均。贤良的人数较少（8人），发言次数也少（59次，18％）。这59次的发言，有不少集中在〈29散不足〉（计34段），原因是王利器把贤良大论散不足的事，依文句分成了这么多段落。若把贤良在此篇内的发言只算成一次，那么他们在全书中则只发言26次（9％）。桓宽对文学和贤良的评价很高：「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斌斌然斯可谓弘博君子矣。…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60杂论〉）。
丞相史和御史都是随从，他们的发言立场有两种形态：（1）帮上司解危，（2）缓和争论的场面。他们对政策性的议题较少触及，可论性较低。所说的论点，也多在重述桑大夫的旨意（尤以御史为甚）。但也有精采的场合，例如〈23遵道〉到〈26刺议〉之间，丞相史意图为桑大夫解围，但也饱受文学的流弹攻击。另一个例子是在〈26刺议〉内，文学毫不留情地对丞相史说：「子非孔氏执经守道之儒，乃公卿面从之儒，非吾徒也！」然后「丞相史默然不对」。20 桓宽对丞相史和御史的评价很低：「若夫群丞相史、御史，不能正议，以辅宰相，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说其上，斗筲之人，道谀之徒，何足算哉。」（〈60杂论〉）
为何在〈42击之〉到〈59大论〉这下半部内的讨论，显得秩序井然，而且在态度比上半部141篇更和平理性？那是因为在会后会里，桑弘羊希望文学和贤良，能支持他要讨伐匈奴的主张（详见第四节），而文学和贤良对桑大夫却已无所求（当初所诉求的盐铁问题在〈41取下〉已有定论），所以可以从容反驳桑弘羊。在第四节可以看到，桑大夫和文学用11篇（4252）的长度，激烈争辩是否应该讨伐匈奴。但因为文学坚持不让，桑大夫气得把话题转到表面上看来不相干，且无实质政治、经济、社会主题的〈53论邹〉、〈54论菑〉等问题上。简言之，4259篇的题材其实只有一个：是否应讨伐匈奴，这才是桑大夫要召开会后会的主因，可惜碰了一鼻子灰。
3会后会的问题
要辨清有无会后会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解释〈42击之〉第一段的不合情理：「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以下分几点解说此段所产生的困扰。
（1）从与会者的角度来说，既然御史已辞，他就不应该再出现，但从〈55刑德〉的倒数第二段起，御史竟然出现了，直到〈58诏圣〉的倒数第三段，才停止发言（「御史默然不对。大夫曰：…」）。再说，御史是大夫桑弘羊的属下，既然桑大夫出席，则御史也应出席才对，所以御史其实未辞。况且，御史的地位并不很高，若要退席，也不应该和丞相车千秋用同位格的「辞」，用「退」即可。所以这段话可能是由于其中尚有逸文，或是学者在断句上的不当。
我们认为，这段话应该到「辞丞相」就结束了。「御史」这两个字，应该和下�